国政失信及政治的责任

白石隆 [作者简介]

[2012.03.28]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FRANÇAIS | ESPAÑOL |

去年10月,我曾为大家介绍过读卖新闻(2011年9月10日晨报)的舆论调查,指出政府的威信在国民中已丧失殆尽(《野田政权面临的挑战》)。这是因为国民对政府(6%)和国会(3%)在东日本大地震中的赈灾工作及活动评价极低。最近是否又实施过这样的调查,由于本人孤陋寡闻,尚不得而知。不过,只要看看读卖新闻在2月10-12日实施的舆论调查,就可以发现民众对政府与执政的民主党,以及自民党的评价仍然很低。调查显示,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为30%,不支持率达57%;民主党支持率为16%,降到了自2009年9月实现政权交替以来的最低水平;自民党支持率为17%,无支持政党的无党派人士比例为54%。同时,针对理想的政权框架,53%的民众支持“通过政界重组形成新的框架”,紧随其后的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大联合”,支持率为23%,对“政权以自民党为主”的支持率为9%,对“政权以民主党为主”的支持率则仅有5%(读卖新闻,2012年2月14日)。

 “地方的叛乱”与组建新党的动向

之所以再次提到国民对国家政治的不信任,是因为最近出现了令人瞩目的以大阪市长桥下彻(42岁)为中心的“地方叛乱”。在去年11月举行的大阪市长选举中,桥下击败了民主党、自民党和共产党3党共同推举的候选人平松邦夫时任市长。接着在今年1月,他又宣布成立了维新政治塾,目标是在下届众议院选举中,以该塾学生为中心,拥立300名候选人并力争获得200个议席。希望参加这个维新政治塾的人,到报名截止日的2月10日晚,已超过了2750人。桥下彻因提出大阪都构想、主张废除地方交付税和实施道州制而广为人知。不过,不久前公布的维新公约《船中八策》,只罗列了一些条款,从中对他将以怎样的先后顺序和方式方法去解决国政中的哪些课题等,尚不得而知。

“地方的叛乱”并非只是出现在大阪。为迎接下届众议院选举,爱知县的大村秀章知事(51岁)和名古屋市的河村隆之市长(63岁)也计划成立政治塾。同时,滋贺县的嘉田由纪子知事(61岁)也开办了政治塾,并表明将在地方选举中与桥下彻携手合作。此外,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79岁)已与国民新党的龟井静香代表(75岁)和奋起日本党的平沼赳夫代表(72岁)就3月组建新党一事达成共识。这一动向,无论从年龄上看,还是从政治议程上看,都犹如同床异梦。然而,即便如此,引发这种种动向的背景因素之一,无疑是国民对国家政治的极度失望和沮丧。

“地方的叛乱”和国政中构建第三势力的动向,对今后的日本政治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能直接影响国民并让他们立即恢复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因此,只能依靠政府在国政中做出实际成绩。野田佳彦首相已在参与TPP谈判、创设复兴厅(以赈灾为目的专门设置的临时中央机构——译注)、确定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草案等应该决定的问题上做出了决定。然而,不得不说其中不少决定还是将菅直人原首相所说的“个人主张”与“政治主导”混为了一谈。

决定是否重启核电站是政府的责任

其中之一是有关重启停运核电站的手续问题。政府在2月17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就此问题拿出了一份答辩报告,对重启核电站是否已得到当地民众理解一事进行判断时,称“地方自治体首长和议会的意见将成为有力的依据”。这是延承了去年9月野田首相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态的结果。当时首相表示,在重启已停运的核电站问题上,“包括是否已得到当地民众的理解和国民的信任这一因素在内,将在政治层面上作出综合判断”。

这事实上等同于将是否重新启用核电站的决定权交给了“地方自治体的首长和议会”。但是,作为县来说,既没有确认核电站安全性的机制,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如果向县知事征求“是否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理解和国民的信任”的判断意见,那么结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吧。知事无法做出负责的判断。如此一来,结束定期检查后的反应堆将被推迟重启,核电机组的运转率2011年12月已降至15%,在未来数月内,所有核电站都将停止运转。由此产生的成本非常巨大。如果采用火力发电替代全部核能发电,每年的燃料费成本将增加2-3万亿日元。贸易收支已在去年转为赤字,产业空心化问题也日趋严峻。

然而,即便如此,据朝日新闻(1月10日晨报)报道,经济产业大臣认为,如果能够接受低增长的话,还是完全有可能脱离核电的。最近5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2007年为2.36%,2008年为负1.17%,2009年为负6.28%,2010年为3.96%,2011年为负0.47%(预测值)。最近5年来,日本经济规模一直在缩小。在这一点上,“低增长”意味着什么呢。是指负增长也无所谓吗?这部分社会成本由谁来负担呢?另外,即使此话另当别论,将中长期能源政策与决定是否重启核电站问题混为一谈,是否算是明智之举呢?至少今后20-30年中新建核电站在政治上是不可或缺的。因而,针对中长期能源政策,我们在关注页岩气革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革新动向的同时,还有花一些时间思考的余地;而另一方面,对于重新启用核电站,政府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在事实上将决定权转交给地方自治体首长和议会的行为,无异于逃避责任。

另一项是厚生劳动省决定了食品中放射性铯安全限定值的新标准,大幅降低了上限值。考虑到低年龄人群容易受到辐射影响,厚生劳动省此次将“牛奶”和“婴儿食品”的放射性铯限定值定为了普通食品的一半。据读卖新闻(2月17日晨报)报道,新标准是在小宫山厚生劳动大臣“为了打造更多安心,希望严格制定婴儿食品限定值”的强烈意愿下制定的。安全和安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安全可以从科学角度评价,而安心则是个人心理的问题。重视安心的想法非常人性化。但是,如果重视安心,成本就会上升。这部分成本由谁来负担呢?“为了打造更多安心”,这句日语实在有些奇异,如果要引入远远严格于科学性安全评价的限定值,那么小宫山厚生劳动大臣就有义务向国民明确地解释为何将限定值定在这个水平、其根据是什么、成本有多大、将由谁来负担等问题。这就是政治的责任。

nippon.com总编。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1950年出生于爱媛县。1974年完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论硕士课程,1977年完成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历任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学科教授、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从2005年开始任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2007年获紫绶褒章。2009年1月至2013年1月任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成员。著有《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获读卖·吉野作造奖)、《帝国及其局限——美国·东亚·日本》(NTT出版/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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