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崛起中,东亚与世界表现出的“温差”
日本应如何面对亚洲及世界的变化

白石隆 [作者简介]

[2014.02.17]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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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变化

时值年初,笔者将在此列举几个长久性的重大课题。

让我们先看看下表。它列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单位:%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8年
(预测)
世界整体 100 100 100 100
先进经济体 80 79.9 65.7 58.5
主要先进经济体(G7) 65.4 66 50.5 44.7
美国 26.7 31.4 23.4 22.2
日本 13.9 14.5 8.6 6.1
欧盟(EU) 31.5 26.1 25.6 22.1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20 20.1 34.3 41.5
亚洲新兴经济体 4.8 6.8 14.9 20.4
中国 1.7 3.7 9.3 14.2
东盟五国 1.3 1.5 2.5 3
印度 1.5 1.5 2.7 2.6

该表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年10月)中有关各国、各国家集团的名义GDP(美元)数值,由笔者制作而成

我们自然可以从各种角度对此表加以解读。比如,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比重从1990年的4.8%逐步提高到2000年的6.8%和2010年的14.9%,按照国际货币基金(IMF)的预测,2018年将进一步提升至20.4%。如果看重这一点,那么说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亚洲崛起”的现象也不为过。另一方面,如果关注到日本的比重从1990年的13.9%、2000年的14.5%大幅降至2010年的8.6%和2018年的6.1%,则可以指出日本实力出现了相对下降。不过,回顾近年来的种种论调,似乎最为普遍的是以下两种解读方式。

重新构建世界体系,应对新兴经济体之崛起

其中之一是着眼于七个主要先进经济体(G7,即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65.4%、2000年的66%逐步下降至2010年的50.5%、2018年的44.7%,而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20%、2000年的20.1%逐步提升到2010年的34.3%、2018年的41.5%这个变化趋势,由此思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如何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

最近10年,几乎已变成一个普通名词的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伊恩・布雷默(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总裁)提出的“G0世界”等概念基本上都属于关注这种变化的论调。去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已不及往昔。但即便如此,新兴经济体今后仍将不断崛起,恐怕到本世纪20年代时,G7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调换位置,或将达到与先进经济体不分伯仲的水平。考虑到这一状况,如何对应新兴经济体崛起之势,重新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将是未来一个重大的全球性课题。

东亚的课题是中国的崛起

另一种观点关注的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31.4%缓慢下降到2010年的23.4%、2018年的22.2%,而中国的比重却从1990年的1.7%、2000年的3.7%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9.3%、2018年的14.2%。正如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在与亨利・基辛格谈论日本时表述的那样(※1),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军事的扩张。如果中国今后继续追求经济增长、加强军事实力并扩大政治影响力,那么到本世纪20年代时,美中力量将趋于势均力敌。

这将被视为多大程度的威胁呢?各个地区对此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理所当然地,东亚地区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的意识正日趋强烈。为了力求简洁,此处不再列举统计数据,2010年时,中国在东亚(日本、中国、韩国、东盟10国、印度)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达38%,预计2018年将升至51%。尽管大家十分清楚经济规模(GDP)并不等同于国力,但考虑到中国一国占据东亚经济半壁江山的时代即将来临,那么,对东亚地区为中国的崛起感到紧张,认为本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课题并非如何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种想法,我们就不会感到特别惊讶了。

不过,这毕竟只限于东亚范围之内,从全球范围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人们很可能还是会认为全球治理的课题在于如何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东亚地区与整个世界这种观念上的“温差”总有一天会缩小。但这还尚需时日,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后。

视中国为“威胁”的国家在全球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卡尔・波兰尼所说的“19世纪文明”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了美国主导的“20世纪文明”。它和基于权力平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市场(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等要素的“19世纪文明”不同,是建立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元本位制、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主义国家这些条件之上的。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做为基本方针,维持着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接受“美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元本位制,融入了“20世纪文明”,在此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加强了军事力量并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尚小时,这并未引发什么大问题。

然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10%,到本世纪20年代时还将超过20%。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国今后继续追求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的、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那么正如东亚地区现在的情况一样,恐怕全球范围内也将会有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

日本当下的要务

那么,日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全球和地区性变化呢?最重要的是维持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为基于这种力量均衡的21世纪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工作做出贡献。为此,促进日本经济新生、加强外交及安保领域的日美同盟、与伙伴国之间开展政治合作及安保合作等举措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年来,安倍晋三首相积极应对这一课题,做了大量必要工作。而正因为如此,他在去年末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更令人感到极度遗憾。该行为无论在欧美各国还是在(除中国和韩国以外的)亚洲各国,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韩两国批判日本“右倾化”的立场。日本不会因此在外交上有任何收获。今天,日本要做的,应该是与全球以及本地区坚持“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主义”原则的国家合作,为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4年1月6日)

(*1) ^《周恩来与基辛格密谈录》毛里和子、增田弘主持编译,岩波书店,2004年,46页

nippon.com总编。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1950年出生于爱媛县。1974年完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论硕士课程,1977年完成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历任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学科教授、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从2005年开始任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2007年获紫绶褒章。2009年1月至2013年1月任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成员。著有《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获读卖·吉野作造奖)、《帝国及其局限——美国·东亚·日本》(NTT出版/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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