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战后70周年,思考应对“历史”问题的选项

川岛真 [作者简介]

[2014.09.25]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中关系转折期的看法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本网站组织了系列深度报道以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日本名副其实地成为东亚一流国家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因通过二十一条及巴黎和会直接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给日中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抵制日货、袭击亲日人士等“反日运动”的形式以及为了民族之正义和追求这种正义所采取的暴力手法,也可以认为是在这一时期初具雏形的。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常会被视为是近代日中关系恶化的一个转折期。

当然,尽管日本国内也有人认为,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20世纪20年代日本采取了温和的对华政策,但中国的史学界则认为那是日美英三国在围绕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中建立的协调关系,日本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从未停止对华侵略。虽然这种“纪念历史学”式的“多少周年”纪念决不是受欢迎的做法,但在当下的东亚,配合某一历史里程碑事件的“多少周年”纪念,媒体等方面总会举行各种活动,它已成为唤醒或再塑历史记忆的机会。正因为如此,现代的“历史认识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日本的“侵略”:中韩的历史共识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的2014年已经过半,展望2015年,我们需要应对与一战具有不同分量的“历史”。那就是所谓的战后70周年和《日韩基本条约》50周年。东亚历史认识问题的特征在于,日中战争(抗日战争——译注)、日本的占领统治和日本的殖民统治,都被总括在了日本的“侵略”这一共通项目之中。即便在欧洲,殖民地统治问题与战争本身融为一体的历史认识问题恐怕也未必具有普遍性。

不过,中国和韩国之所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保持统一步调,不仅仅是因为存在日本的侵略这一“贴合点”,其中还有一个背景因素,即在韩国政府的认识中,曾设于重庆的韩国流亡政府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自己也是战胜国之一。

中国的习近平国家主席于2014年7月访问韩国,在首尔大学演讲时强调,中国和韩国都拥有抵抗日本侵略的相同历史。这即是在主张中韩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共斗”日本。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已决定将于2015年9月3日共同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难预期,像这样在历史问题上针对日本的严密布局,必将导致更多反日言论的形成。

安倍政府可采用的对策选项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历史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日本只要泰然处之即可。但众所周知,在海外传播和国际宣传战的领域,“沉默是金”这句谚语未必通用。在即将迎来战后70周年之际,日本可以提出怎样的观点见解呢?或许有多种可能性和选项可以考虑。由于民间会出现基于不同立场的各种活动和言论,所以本文打算围绕受到国内外关注的政府层面的对策可能性展开探讨。

第一个方案,是在政府层面重新确认迄今为止的历史脉络,保留对策。安倍晋三首相曾于2013年10月和2014年3月分别在国会明确表示将继承村山谈话和不修改河野谈话。在国内外反复表明这一态度,是最低限度的应对,虽然没有新意,但从结果而言,这或许是针对各种批评最有效的反驳方法。

第二个方案,是估计到明年会涌现前述那种大量的批判言论,有意识地积极应对,针对批判观点做出说明解释。可以想象,除了尖阁诸岛(钓鱼岛——译注)问题、慰安妇问题外,在所谓的战争暴行、整个战后处理或者“右倾化”问题上,各种言论也将会纷纷出笼传播于世。

当然,并非所有批评都不值一听,然而误解和事实认定上的谬误等,有必要加以纠正;而且,对战后日本维护和平和寻求和解的努力,也应充分加以说明才是。当然,届时未必需要统一口径,必须注意的是,可以允许多样化的表述,与此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而如果采取这种对策,那么还将要求我们必须详细分析源自海外的批判言论。

新的声明:可参考欧洲的“和解”模式

第三个方案,是安倍政府发表新的谈话或声明。届时,是如上述第一案那样,继承过去历届政府延续下来的一贯立场,还是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改,将是一大关键问题。如果要继承以往的路线,那么可以考虑象征性地展示某种“和解”模式。比如,如果中国和韩国方面比较困难,那么也可以参考欧洲的事例,与美国、澳大利亚或者东南亚各国开展象征“和解”的行动。

日本国内对“和解”表示怀疑的意见很多。的确,我们不应该屈服于充满误解和谬误的批判。然而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进行“和解”而不是徒然地接受批判,我们或有可能赢得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尊敬与赞赏。如果要进行“和解”,一方面虽然存在着将欧洲事例照搬到东亚来的种种顾虑和犹豫,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国际社会的目光,我们也不能无视欧洲的先例。

而如果要修改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发表新内容的声明文件,那么就必须要做相当充分的事前准备,并向美国等盟国进行事前解释,力求获得它们的理解,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其他批判。

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开展从全球通史的角度来俯瞰“近代与战争”这类共同研究或研讨会,从更高的角度研究探讨战后70周年问题。

本文提出的几种可能性,只不过是举例而已,其他还有各种选择,而且完全可以考虑将几种选项组合起来运用。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样,面向战后70周年,人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无论我们如何应对,或是不去应对,恐怕都需要对此展开讨论并做出判断。作为nippon.com而言,我们也在尽己所能,随时刊登有关文章以提供思考此类问题的素材,而且今后将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2014年8月11日)

nippon.com总编。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专攻亚洲政治外交史、中国外交史。1968年生于东京。1992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1997年修满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获博士(文学)学位。经任北海道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后,担任现职。著作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4年)、《通向近代国家的探索1894-1925》(岩波新书中国近现代史系列丛书2 201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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