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的出路在于扮演全球性角色

野田新政权成立了。新首相的外交亮相是9月在联合国上的演讲以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脑会谈。野田首相最重视的是作为“国际共同财富”的日美同盟，表示出比当初更为鲜明的探索亚洲安全保障的姿态。鸠山首相曾唐突地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并主张转移日美普天间基地的机能，使日美关系产生滞涩。野田首相的姿态是对此有所反省的表现，是极为合理的对应。

我本人虽然对日本的这种现实性外交持肯定看法，但同时还希望新政权能具有更加宽阔的外交战略眼光。

作为全球性角色，日本已在世界上得到承认。在通货、经济、高新技术等方面，日本获得了举世公认。这本应与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是相辅相成的。

不只限于经济，在安全保障领域，也变得必须从世界范围来审视各国间的关系。作为EU共同防卫政策，在印度尼西亚亚齐省对警方进行的民间援助活动，如今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安全保障问题已变得必须从全球角度来考虑。冷战结束后不久，这种状况在世界上已是不言自明的了。

必须拓宽外交视野

事例之一实际上反映在归还普天间基地问题上。对此，必须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重新调整西方同盟关系、重新探讨日美安保条约的文脉中进行观察。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当时的总统克林顿访日，表明了归还普天间基地和（重新探讨）扩大在亚洲范围内日美同盟的意向。其直接发端虽然是缘于驻扎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队员对女小学生施加暴行的事件，但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在世界性的同盟关系中重新调整太平洋同盟（与亚洲的同盟关系）的时期已经到来。在日本，虽然强调那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丑闻所导致的，但从国际关系学上更准确地说，那是在重新调整全球安全保障体制必经之路上的必然结果。

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同盟伙伴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美国与西欧关系和其与亚洲的关系并非相互独立。冷战时期欧洲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安全得以保障，冷战结束后开始主张自主防卫，在1994年初的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上，美国与欧洲之间正式达成妥协。

美国向日本接近是从美欧达成妥协稍前开始的。这从笔者本人1993年去美国时的经历中可以得到证明。美国的亚洲太平洋政策中枢的人们屡次三番地希望与我这个日本人见面，他们在尚未引起日本重视的北朝鲜核威胁问题上征求我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摸索东亚安全保障体制的重新调整。那时正是美欧关系中的安全保障体制大致有了头绪的时期。

事例之二是我在华盛顿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时的经历。当时正值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我国怀着“海湾创伤”的内疚，提出无论如何都要及早表明支持美国，可是从全球角度来看，西欧的德法两国没有表态支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俄两国也没有予以合作，不该忘记在此状况中对美国立场表示支持的是来自亚洲的国家日本。其重大意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继日本之后表明支持伊拉克战争、开始争相向美国表 “忠心”的国家，是以往对战争持否定态度的韩国及印度尼西亚等远东各国，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日本统一了亚洲的意见。

真正把握日美同盟面对的世界局势

上述例子中所展示的日本外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内的评论范畴，那也是纵观全球才可全面理解的。欧洲发生的变化乍看似乎都是间接性的，但世界依然处于美欧为中心的价值观和行动规范的牵引之下。摆脱目光短浅的外交必须从拓宽视野开始，野田首相虽然一直在说“目光不能局限于国内”，但他所提倡的“政府共识”却令人存有一丝不安。东日本大地震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为了重建，国内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或者唯日美关系而不顾。在以日美关系为核心的同时，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发挥多层面的同盟作用。

只有作为全球性角色发挥作用，日本外交才有出路。比如，目前就是否参加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问题的讨论，在国际上想避开贸易自由化的浪潮是行不通的。为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确保竞争力这一严峻课题。而且在讨论TPP问题以外，还存在着构筑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洲自由贸易区还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样的选择问题。在这里我们也面临着永远存在于日本外交中的进退两难的窘境。

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局面，将决定于日本作为全球性角色以怎样的觉悟在世界彰显自己的国际见识。

将经济和政治、外交分离思考的方式不为世界所接受。以全球的角度议论经济问题，在我国的论坛中不受抵触排斥，但是遇到外交问题，议论往往只局限于日美关系和亚洲地区外交，其原因是不是在于我们的“太平洋战争创伤”呢？

日美同盟是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正如文字所示，拥有全球视野也有益于日美同盟。只有真正把握日美同盟面对的世界局势，才会成为美国更好的伙伴。新政权在展开外交时，希望将这一点也能纳入视野。

（2011年10月13日）

（原文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