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东亚汉字文化圈【Part 2】

19世纪，西欧列强入侵东亚，日本果断地开放门户，走向西方化和现代化，并且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跻身列强之列。中国将日本作为自身西方化最为便捷的样本，重新给予了认识。

日中“联队”完成的汉字四次加工

清政府于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由13人组成的第1批官费留学生。此后，派遣规模逐渐扩大， 1905年已有近1万名留学生在日本学习。除了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的鲁迅（1881-1936年）、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1898-1976年）、孙平化（1917-1997年）、郭沫若（1892-1978年）之外，还有军事家蔡锷（1882-1916年）、美术家张大千（1899-1983年）、科学家李四光（1889-1971年）等等，他们通过留日体验，积累了重建中国所必需的知识财富。

20世纪初叶，是中国教育界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阵痛时期。最初是从模仿日本教育方式开始的，中国留学生们翻译和利用了日本的各科教材。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在于两国所使用的汉字在意思上具有共通性，即便不知道所用汉字的日语读音也无妨。西方的思想、科学、学术的日文译词，虽是日本人创造的新词，却是用汉字表记的，它们再通过中国留学生的翻译而汉语化，这样的日中“汉字接力”进一步丰富了汉字文化圈。可以说，这既是日中“联队”主导的一次“汉字革命”，也是自5世纪初叶汉字传入日本后对汉字进行的第四次加工。

中国对日造汉字的再认识

有些汉字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已成为废词，但在日本却依然使用。例如，“雫（日语为水滴意——译注）”、“ 圀（古同‘国’——译注）”等。对此，我们既可以探究其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废词的历史性背景，也可以反过来思索一下，其何以在日本得以继续使用的文化背景。

在中国，重新认识日造汉字的事例正在增加。在《新华字典》的日文版（宫田一郎编译，第10版，光生馆， 2005年）中，收录了 日本的国字 “畑”,释意为“‘畑’，日本人的姓氏用字”。这本相当于日本《大辞林》的大众性词典中收录日本创制的汉字，意义可谓重大。

作为外来语的日语词汇大量涌入汉语，历史上有两次。假如把第一次界定为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话，那么第二次则是从进入2000年后开始的。

比如说，根据漫画形象创造出的抽象型汉字词汇，有“特萌”（非常可爱）、“我倒”（近乎受到某种冲击时使用的拟态词）等。无论哪个词，都是不能完全按汉语传统的组词结构思考、解释的，是一种“另类”的汉字组合。它展示了一种象征着抽象与具象之有机联系的可能性。

越是关系到文化背景的语言，越是难以作出形象描述。比如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出现的“阳炎”一词，我还没有找出一个贴切的中文译词。另一方面，关于圆月，日本吸收了中国的表现和文学，而 “月”之盈亏变化的名称，则是日本的再生产。从日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接受汉字或汉文过程中体现出的折衷思想的痕迹。

结语——作为亚洲符号、全球化符号的汉字

日本人已经国际化，有西方生活经验并具备英语读写能力的人中，据说在夫妻争吵时，常会用英语争辩。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也如是，虽然日语流利，表达自如，但涉及到逻辑思维的话题时,不少人就会转用“汉语”。中国人讨论问题时强调逻辑性，故而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以三段式论证法阐述思想的习惯。

与西语和汉语截然相反的恐怕就是日语了。日语适宜于重视感性的文化，其象征大概就是日本创制的汉字“侘（幽寂）”和“寂（朴雅）”所表现的精神世界。

当富于逻辑性的汉字、汉字文化邂逅感性优先的日本时，就发生了化学反应。不仅仅是阴阳相克，同时还存在着相关、相和、相融、相好。正是基于汉字的这一性质，可以透视出东亚文化以及可与全球化符号英文对应的亚洲符号的未来前景。

（201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