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创造性读书

2012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小说家莫言（1955—）在瑞典学院发表的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讲，以很多篇幅谈到他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度过的童年和少年，虽然是用很平常的语调讲述的，却能让人感到，贫困、饥饿和孤独曾像浓重的阴影笼罩着那些岁月。莫言“小学毕业即辍学”，“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讲故事的人》）。

从《雪国》感悟到小说的自由写法

这样的经历，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比较少见了，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并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使小学毕业后升到了中学，也很少能像平常年代那样正常地上课学习，而一旦中学毕业，绝大多数人就要“上山下乡”——去当时被称为“广阔天地”的农村从事劳动。少年莫言的经历，其实是同时代少年共有的经历，莫言的特出之处在于他能把乡村父老的口头传承当作课本，把社会和人生当作课堂，像生命坚韧的野草那样，从贫瘠土地里吸收到营养。

不过，《讲故事的人》容易让人误以为莫言的文学营养主要来自他 “‘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而在另外一些自传式的随笔里，莫言也说到童年时代对读书的迷恋（《童年读书》），谈到他进入大学文学系后的“大量阅读”（《福克纳大叔，您好吗》）。莫言的文学营养来源其实是丰富多元的，包括了古今中外的文学，《讲故事的人》里特别举出的美国的威廉•福克纳（1897—1962）和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当然是对莫言启发很大的外国作家，但同样给了莫言文学启发的外国作家肯定不止这两位。

莫言说过，读福克纳，使他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福克纳大叔，您好吗》），是福克纳激励他把“高密东北乡”写进了小说。

而在另外的场合，莫言则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川端康成（1899—1972）的《雪国》里读到的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使他感悟到小说的自由写法，他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开篇第一句“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顺的大狗”，是因《雪国》的触发而来（《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而“高密东北乡”，也便因此堂而皇之地第一次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

创造性阅读构筑出“莫言世界”

莫言读过大学，但在和“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哥哥比较时，他却不无惭愧地说，自己不是像哥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的”，甚至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我的大学》）。

这说法当然过于苛刻。事实上，在中国，青少年时代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还能完整走过小学、中学、大学各个阶段的人，那才是少数的例外。

但莫言就读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是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确实和一般的文学系不同，多数学生在入学以前已经发表过作品，他们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自己的创作，自然不会像一般文学系志在研究学问的学生那样仔细考究作家的生平思想、文学史上的位置和作用之类。莫言读福克纳，据他自己说，“只读过几页”，觉得领悟了其中的真谛，就把书“扔到了一边”（《福克纳大叔，您好吗》）。

读川端康成，估计也是同样的方法。1999年秋莫言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到伊豆半岛寻访川端康成居住过的旅馆，同时也顺便拜访了梶井基次郎（1901—1932）写作《柠檬》的住处。莫言边听陪同的人介绍，边想象川端和梶井在荒僻山间谈论文学的情景，深为两位作家的友谊所感动，后来他这样描绘自己想象的情景：

“在深夜的星光闪烁的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行走着一老一少两个文学精灵”（《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

其实当年的川端并不老，他只比梶井年长两岁，莫言显然是把他所熟悉的老年川端的形象和年轻的梶井错置在一起了。莫言的读书方式，也许很近似陶渊明（约352—427）《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恰恰是这种“不求甚解”，使他读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使他可以展开奇思异想，把福克纳和川端康成捏合在一起，构筑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莫言的这种读书方式，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与大江健三郎的深厚交往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在北京的早餐餐厅（2000年），对面左侧担任翻译的是本文作者

莫言这一代中国作家读外国文学，绝大多数要借助翻译文本，既得益于翻译也受制于翻译。在1994年以前，大江健三郎（1935—）这个名字，似乎还没有进入莫言的视野。那年，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讲中，特别提到了韩国诗人金芝河（1941—）、中国的小说家郑义（1947—）和莫言，认为“在潜藏着持续贫困和混沌的丰富的亚洲这一古老却充满活力的隐喻群上，”自己和这三位作家联结了起来（《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

此后，大江的作品大量翻译成中文。2000年秋季，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访问北京，和莫言第一次见面，亲近如故。但由于大江的讲演日程被排得满满登登，两人未得深谈机会。

2002年，大江再来北京，专程为NHK摄制有关莫言的专题节目做采访人。到机场迎接大江一行的人们，看到大江提着的旅行包里满满装着莫言作品的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的各种版本，都被这位大作家的严谨认真精神所感动。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2000年）

大江这次在北京短暂停留了一下，即去莫言的家乡高密。按照节目的主题设定，自然是大江谈论莫言作品的时间较多，但此时的莫言对大江的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说：“这几年我读大江先生的书”，也产生了和当年读马尔克斯、福克纳等的同样感受，在此过程中，“很可能会构思出我的小说”（《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对话》）。

2009年，莫言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蛙》。作品的主角是小说中直接出场的叙述者“我”的“姑姑”，一位在高密东北乡接生了近万名婴儿的妇科医生，作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也扼杀了无数婴儿的生命。小说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位由“接生者”到“催死者”的尴尬人物的尴尬处境，而叙述者“我”并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常常被卷入事件当中，并因为自己的私心、怯懦，而间接参与到扼杀婴儿的行动。

《蛙》以“我”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作为情节结构的线索，整体语调是“我”向“杉谷义人”充满悔恨的倾诉。按照小说的叙述，我的“赎罪”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杉谷义人”自觉承担自己父辈侵华罪行的勇敢行为的感染。可以说，莫言从大江健三郎那里获得的，不是作品中只言片语的启迪，也不是讲述故事的方法，而是强烈的人格感召和精神感召。

（2013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