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21世纪的国际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今东亚局势的类似性

最近，在学术界和媒体出现了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热潮。其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爆发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以及它与当今东亚国际关系的类似性。但是，当时的日本政治家、军人、评论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怎样的教训、如何评价这场战争、战争的结果又令他们为日本描绘了怎样的蓝图——有关这些问题，却不大为人论及。因此，我想在这里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从国际关系或者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徘徊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歧路上。当时的争论主要是围绕两点展开的，即是应该继续和同盟国英国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还是应该另寻新的出路。不可思议的是，一部分评论家在展开反英反美论战的同时，可以说是将战时的敌对方德国作为“成功的范例”而大加美化。

美化德国军国主义

例如，记者筑紫次郎将德国战败相对化，视德国战时全民总动员的体系为典范，倡导以德国的这种全民总动员为基础的“良性军国主义”（《亚细亚持论》，1920年10月）。一般认为，德国军国主义是引发战争的最大原因，从战时到战后都受到了来自世界的严厉谴责。但是，筑紫深信当时德国流行的“匕首传说(*1)”，赞赏“德国模式”，坚持认为德国在军事上没有被击败，而是被一部分政治家和革命分子逼迫投降的。

同样，日后成为陆军及外交大臣的宇垣一成（1868～1956年）也在日记中写道：“德国没有输掉战争”，强调德国模式的有效性。而且，即便是当时少有的“军人和平主义者”水野广德（1875～194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刊文，赞成拥护德国式军国主义。

“德国投降以后，自诩为德国必败之预言者的人们纷纷抛头露面，与此同时，谴责军国主义之声滔滔不绝，轰鸣天下，往年的军国主义者屏声息气。（中略）有鉴于德国战败，我越来越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必要性。（中略）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日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具备宽阔的胸怀学习德国的长处。”（《中央公论》1919年8月1日）

排除军国主义的大正民主

但是，另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日本应该与明治时期以来的典范德国保持距离，吸取战争的教训，放弃军国主义。大正民主之先驱吉野作造（1878～1933年）曾警告说，日本与英、美、法等战胜国是同盟国，所以在思想观念上如果不能成为这些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员，那将会孤立于世。另外，宗教学家、哲学家姉崎正治（1873～1949年）在战前就批评“日本的德国模仿热”（《中央公论》，1902年4月1日），战时及战后，他将德国军国主义视为“瘤毒”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世界文明的新纪元》，1919年）。

还有语言学家本间久雄（1886～1981年），他撰写了题为《评军国主义》的论文，批判了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指出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不恰当性。

“我必须这样认为，即我国政府指定的教科书中的爱国心——至少是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爱国心，是最不幸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军国主义（中略）是封建（中略）之产物。今天的爱国心，绝对不能是封建式的爱国心，不能建立在只要本国好就可不顾他国利害的自私狭隘的国家主义基础上。”（《中央公论》，1922年7月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吉野作造等人推进的“大正民主”占据了优势，致力于摆脱封建的、侵略性的德国式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由此日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走上了和平国家之路。但是，这条民主与和平主义之路，却不是单向的。

其后，军国主义在日本社会再次大行其道，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战争之路。像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它大概也没有充分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我认为，生活在当今的我们，在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除了开战原因外，还有必要对人们在战后吸取了怎样的教训这个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

（2014年8月22日，原文日文）

标题图片：1919年7月19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游行（图片提供：TopFoto/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