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日本外交实现的五个转变

小仓和夫 [作者简介]

[2015.12.08]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安倍首相的战后70周年谈话已经演变成一个外交课题;而安保法制,也在受到了盟友欢迎的同时,遭至了中韩两国的反感。日本外交不仅要面对是战后70周年这个历史节点,还面临着从“战后模式”实现全面转变。

修正、摆脱、转变、超越、重组等关键词

当今日本,人们高呼要深化日美同盟,而另一方面,国民对冲绳基地问题缺乏共识的现象又十分突出。同时,尽管有必要应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崛起,但至今也无法防止过去的历史问题演变为外交问题。此外,人们也开始重新斟酌日本自身针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和凭借军事行动改变现状行为的应对方法。这种情况暗示着日本的外交已经来到一个重大拐点。

换言之,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外交轨迹,认真讨论应该修正哪些地方、转变哪些地方的时期。可以认为,当我们树立这种问题意识后,日本外交至少需要在五个层面分别进行修正、摆脱、转变、超越和重置。

1.修正制动器外交

就与日本外交的关系而言,宪法第九条一直在国内外都扮演着“制动器”的角色。

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宪法上规定只要不是为了“日本的自卫”,那就不能实施军事行动,可以说宪法第九条一直充当着对美外交上的“盾”。

在与中韩等周边邻国的关系方面,宪法第九条规定即使日本加强自卫力量,也不可能向外国出兵,也发挥了某种“制动器”的作用。

不仅是宪法第九条,日美安保条约也是如此,姑且不谈官方立场,实际上,人们一直在讨论是否将之作为具有遏制日本行使军事力量这种功能的条约,为其赋予合理化色彩。

还有联合国。联合国外交一词本来意味着重视联合国的外交,然而,即使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日本也从未痛痛快快地开展过维和行动(PKO)等行使军事力量的行动。在此次围绕集体自卫权的争论中,也并不是说只要联合国做出决议,日本就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加军事行动,莫如说联合国似乎扮演了所谓“制动器”的角色,避免了日本被日美安保条约所牵制,参加一些不一定符合联合国方针的军事行动。

因此,日本的外交,在涉及行使军事力量的问题上,从来都不是依据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来判断是否应该行使军事力量,而是围绕能够以什么东西为制动器来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加以解释这个中心来制定战略的。

不过,进入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导弹防御的时代后,出现了一种疑问: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在这种“制动器外交”下恐怕不会有效发挥作用。此次的集体安全保障法案也可以视为针对这个疑问做出的一种反应。从这个意义而言,争论的焦点依然是制动器在哪里,问题在于人们对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行使、基于何种理念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关键点的态度始终有些含糊(“允许行使”这一措辞本身就是一种制动器式的思维)。

比如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设问:当大家都准备为了守护民主主义体制而行动时,由于没有出现针对日本领土的侵略,是否就不需要加入相关军事行动了呢?换言之,对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等宪法理念遭到践踏的国际事态袖手旁观的做法才是违背了宪法的理念——为什么几乎没有出现这样的讨论呢?

如此想来,制动器外交就是一种敷衍,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缓议(moratorium)外交,恐怕我们已经跨入一个应该深入讨论日本这种外交还能坚持多久,以及是否应该坚持等问题的时期了。

2.摆脱自守外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海外领土、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和国家神道思想支柱的日本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陷入了自守“日本”的状态。换言之,日本这个概念不再是带有某种理想的精神共同体,而只是一片被确定的领土这样一种物理概念了。

长期以来,人们保持着日本和外国之间仿佛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样一种观念。结果,在领土问题上,人们只是强调确保地理意义上的土地及与之相伴的经济权益问题,一直轻视“领土”包含着或者说应该包含着日本应该主张的主义、思想和理想(比如,若与英国在福克兰群岛争议中的立场加以比较,或许就会发现的确如此)。

最终,在日本的外交中,向国际社会坚决主张日本精神(比如民主主义、人权等)的这样一种作为精神要素的领土感非常薄弱。然而,集体自卫权的思想具有守护共同价值的一面。现在我们必须思考今后日本要和盟友共同向国际社会提出怎样的精神和价值观。可以说,我们必须制定在广阔世界作战的战略,而不是闭门自守。

3.转变“非非”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来,日本一直是某种意义上的国际孤儿,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始终致力于向国际社会展现自己是一个能够被国际社会接纳的国家(即和平民主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的外交(宣传外交)专注于如何向人展示“非”军国主义日本的形象。后来,又开始宣传日本是一个在经济上达到了发达程度的国家(换言之,日本并“非”一个凭借低廉工资扰乱世界市场的国家)。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日本又致力于营造一种并非单纯只是富裕,而是愿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国家(换言之,日本并“非”拜金主义和经济动物)形象。

然而,日本现在面临的课题是如何跨越这种“非非”外交,向世界宣传超现代的明日社会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日本正面临如何建设和宣传一个引领世界的日本这样一种考验。那么,恐怕日本也必须在外交行动中反映出自己针对明日世界课题的勇敢努力。

4.超越国际贡献外交

转变“非非”外交也与富裕以后的日本所展开的所谓国际贡献外交有所关联。针对构建和平、社会开发、文化创造等领域的贡献成为了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但这个概念是以日本在现有国际秩序这一前提条件下能够做出哪些贡献这种思想为基础的。可是现在中国已经崛起,而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体制,并维持着作为第三世界成员的立场。换言之,中国是一股意欲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势力。

此时,难道日本只是努力守护现有国际秩序就足够了吗?针对如何创建覆盖新兴国家的经济秩序,构建充分照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一问题,恐怕日本必须独立或在可能的情况下和以欧美各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一同规划蓝图。日本必须超越为国际秩序做贡献的外交模式,迈向创建全新国际秩序的外交模式。

5.重置脱亚入欧思维

在构建这种全新国际秩序时,恐怕日本必须在将蓬勃兴起的亚洲思想和观点注入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为此,除了充分倾听亚洲的声音外,还应该努力提炼亚洲价值观中应与世界共享的部分,和其他亚洲国家一同面向全世界传播亚洲的想法。

基于这样的观点,日本也必须努力将本国与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摩擦控制在最低程度。那些反省过去的语言并不是为了照顾曾经造成过困扰的周边邻国的国民感情。恐怕必须还要和针对自己曾经践踏过本国国民的人权和自由这段历史的真诚反省结合起来。关于人权、民主、平等这些观念,当这些价值在亚洲各国(包括日本自身)内部遭到践踏时,必须严肃对待。

只有这样做,才能与世界共享真正的亚洲价值观。人权、民主、平等这些观念并非西欧思想特有之物。它们也是以一种不同于西欧的形式和状态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的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东西。现在,或许我们应该改变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实现亚洲现代化的思路,开展一种通过与全世界共享强调与自然共生的亚洲思想来应对未来世界性课题的外交。

标题图片:抵达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的陆上自卫队队员(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东京2020奥运会、残奥会申办委员会评议会秘书长。1938年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及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1962年进入外务省。历任文化交流部部长、经济局局长、外务审议官、驻越南大使、驻韩国大使、驻法国大使等。2003年10月至2011年9月任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著作有《对全球主义的叛逆》(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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