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保障”的时代

应该回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避免战争惨剧重演而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的序文中对其基本精神做了如下规定。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中间省略）

和平若全然以政府间之政治、经济措施为基础则不能确保世界人民对其一致、持久而又真诚之支持。为使其免遭失败，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中间省略）

有鉴于此，各签约国特创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过世界各国人民间教育、科学及文化联系，促进实现联合国据以建立并为其宪章所宣告之国际和平与人类共同福利之宗旨”。

换言之，大家认为只有通过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才能构建真正的和平。实际上，正如法国外交史学家莫里斯・巴依斯指出的那样，国家关系发生恶化之时，文化的相互交流能够在国际关系方面产生“防御性的作用”，在关系变冷之际阻止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

比如，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法青少年交流日益紧密，曾是仇敌的两国之间的相互感情在民间层面变得愈发融洽，之后每当政治层面发生意见分歧和摩擦时，也都会将之控制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之内。上世纪80年代，“大平学校”掀起的日中交流热潮为当时两国加强关系奠定了基础等等，日本外交领域也有许多取得了成果的事例。

然而，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背后的西欧式价值观以及针对这种价值观的抵触，还有日韩、日中在UNESCO世界遗产申报问题方面的纠纷加剧，这些事例中全都存在文化遭到政治利用或是推动了摩擦暴力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上述事例都具有相同之处，换言之，这恐怕可以理解为文化引发了对立和战争，完全背离了UNESCO的理念。

东亚各国在申报世界遗产方面的纠纷

UNESCO于2015年7月决定将日本政府推荐的“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纳入UNESCO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此，韩国政府提出抗议，强调来自朝鲜半岛的“征用劳工”在这些工业设施内遭受了“强制劳动”，不符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条件。韩国希望将申遗问题与历史认识挂钩，从日本口中套出承认存在“强制劳动”问题的承诺，日本希望在回避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完成申报，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两国的争议焦点。“本来应该剥除政治因素，聚焦文化方面，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很难避免”（《朝日新闻》2015年7月6日）——正如原UNESCO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所言，文化要素和政治纠缠在一起，进而引发了对立。

另外在同年10月，中国一直在推进申报的有关1937年南京事件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确定将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围绕日中两国战争的历史认识方面，日本政府担心中国会为了向国际社会宣扬本国认识的正统性而努力寻求UNESCO的“权威认可”，采取了一些行动来阻止其申报。关于这种“档案”，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其意义会在学术层面上得到明确，而在申报记忆遗产这个问题上，历史资料这样一种文化要素却扮演了在政治舞台上引发摩擦的角色。

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和西欧式价值观

文化的意义范围很广，如果关注价值观、思想和信条这些方面，对其加以理解，那么2015年1月和11月在巴黎发生的连环恐怖袭击事件或许也可以从文化的作用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就1月的沙尔利周刊编辑部遭袭事件来说，背景情况是该周刊通过讽刺画强烈抨击了伊斯兰教（欧洲内部也有批评意见认为这是对于一个宗教的中伤），穆斯林的抗议演变成了一部分极端主义者的暴力行为。但如果从宏观角度看，构成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西欧式价值观根基的“自由”与严格解释伊斯兰教义、否定偶像崇拜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法国于2011年颁布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所穿着裹住全身的罩袍。这里，将此视为男性剥夺女性权利的行为，将性别平等作为重要价值的西欧理论与将罩袍视为基于伊斯兰教义的正常服饰文化的立场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观差异。或许我们可以将沙尔利周刊遭袭事件理解为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催生摩擦，最终以暴力形式爆发出来的事例。

11月的连环恐怖袭击事件不同于1月的事件，恐怖分子的袭击对象是大量非特定的普通市民，但有一点和1月的事件如出一辙，那就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标杆、认为暴力示威行为是正确做法的犯罪团伙对生活在体现着西欧式价值观的法国社会的市民实施了袭击。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背景情况，那就是法国从9月开始对叙利亚实施轰炸行动后，伊斯兰国（IS）予以了反击。

不过，这些事件中的袭击者都不是来自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而是来自西欧式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法国和邻国比利时等欧洲地区，他们受到极端思想影响，走上了恐怖主义犯罪道路。尽管2001年9月美国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疑犯也有相同情况，但就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来看，或许可以说新特点在于“本地”人充当了这种犯罪的实施者。具体的逻辑关系是：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竞争社会弱肉强食的性质愈发突出，旨在救助那些在竞争中掉队的年轻人的社会安全网陷入了功能失调状态。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富足，而觉得自己被社会疏远、内心感到闭塞的年轻人便受到了这种极端思想的吸引。换言之，价值观这种文化要素被用作了驱使年轻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工具”。

文化外交的光与影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致力于开展文化外交或者说公关文化外交（public diplomacy）。具体做法是将本国的魅力直接传递给他国民众，吸引他们，让普通民众而不是政府和外交官成为“自己人”。比如法国文化中心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该中心在世界各地开设分支机构，致力于传播法国文化。除了推广法语和艺术外，该中心还专注于宣传起源于法国的思想、学术和技术等各种足以展现法国魅力的东西。虽然预算和人员规模不及法国，但日本外务省主管的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不过，这种文化外交也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积极传播本国文化，宣扬其魅力，不断加强软实力是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但在宣传战略上，如果过度地表现出追求政治性对外权力的色彩，那么反而可能引起受众的抗拒，甚至损害软实力。

如果是殖民地旧宗主国面向旧殖民地国家开展这种活动，在他们基于历史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采用“灌输”的形式宣扬文化的过程中，就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法国和整个欧美地区的文化传播活动不仅给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去了魅力，还取得了在全球层面构建起人权和民主主义等文化规范的成果。

但如果这种价值观的传播呈现出“过于强势”，即以权力和历史关系为背景加以“灌输”的状态（至少是受众方面这样认为），就会招来强烈反感。如果升级为动用军事力量的“灌输”，那么或许可以想象抗拒情绪会进一步激化，采取的反抗手段有时就会牵涉到恐怖主义。对于日本而言，这种情形也并非事不关己。

文化安全保障的时代

植根于社会的传统、习惯和规范等文化要素是人们经年累月构建起来的“生活设计”（designs for living，克莱德・克拉克洪），是应该受到保护的。然而假如文化已被用作一种攻击那些具有敌对规范的国家和社会的工具，那么也可以认为拥有着这种文化的国家和社会必须加以妥善控制。在守护文化的同时又必须保护人们不受文化侵害，这是一种反论式的状况，已经在现实中显现出来。换言之，作为现实问题，文化已经变成了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有必要站在“文化的安全保障”这一视角来进行思考和展开行动。

文章开头提到的UNESCO的理念是崇高的，其意义非但不会受到破坏，莫如说正在日益提升。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具有危险性，但作为用于创造和维护和平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日本曾对前述“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遗产问题提出抗议，甚至暗示将退出UNESCO，但莫如说正是因为遇到了这种情况，才应该更加积极地支持UNESCO的事业，从“文化的安全保障”角度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或许这才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