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慰安妇协议:年终的意外与“反冲”

ROH Daniel [作者简介]

[2016.06.03]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ESPAÑOL |

历史变幻莫测。时值日韩建交50周年的2015年12月25日,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突然宣布访韩,继而日韩两国外相于28日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共识,得到“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至此,慰安妇问题应该认为已“尘埃落定”,国际社会对此也做出积极反响,因此它无疑将成为日韩关系史上的一大转折。然而,这一闪电般的举动背后却疑问重重,并引发出一股强大的“反冲力”。

首相的指示与大臣的年末出访

有报道称,安倍晋三首相于12月24日圣诞夜“指示外相岸田文雄年内访问韩国”。时值年末,首相向自民党大派系领袖岸田发出访问韩国的“指示”,这种措辞在近来的日本政治报道中实为鲜见。如果这一罕事属实,我们只能推测日本与韩国之间幕后进行了某种疏通和谈判。韩国总统朴槿惠执着于在2015年“年内解决”慰安妇问题,而安倍首相则显示出不拘泥于时间的态度。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日韩两国外交部门的局长及副部长级磋商虽然已进行多次,但很难想象首相是在此基础之上而指示大臣年末出访。

正当我满腹狐疑之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件事。2015年11月底,我拜访了“分享之家”(House of Sharing)的所长。如今还健在的56名慰安妇中,有10人生活在首尔郊区的“分享之家”。这家福利设施于1992年由韩国佛教界在个人捐赠的土地上援建而成,还附设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及“国际人权和平中心”。在韩国,这是为慰安妇建设的代表性设施。当谈到慰安妇的生活健康情况时,我问道:“将来会怎么样呢?”安信权所长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要按照德国的‘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的模式建设‘分享之家’”。说这番话时,安所长的脸上闪现出希望和理想的光彩。一个月后,两国外相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由日本政府出资设立“基金”。

这意味着在法律上成立财团法人(基金会),因而一般来说它必须是由私营组织为主体来操作的。那么,如果由开展慰安妇相关活动的韩国组织来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会是哪一家呢?如果让韩国现政府来“选择”,无非是“分享之家”或“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鉴于眼下朴槿惠政权的保守性,答案应该是前者。“挺对协”的领导层均为“左派”思想人士,这是众所周知的,当事者也必定为此感到“自豪”。

结果就是韩国政府与“分享之家”联合,与日本进行幕后磋商。因此,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朱铁基(2015年10月因韩国型FX战斗机研发项目从美国引进技术无果而引咎辞职)千里迢迢多次往返于青瓦台和“分享之家”。朱铁基比青瓦台的“日本通”、总统秘书室长李丙琪(前驻日大使)早两期通过高级外交官考试。

另有其他证据为“青瓦台—外交部—分享之家”携手合作的假说提供佐证。两国外相发表声明后,两位韩国外务次官分别对“挺对协”和“分享之家”进行了“劝说访问”。当时,曾沦为慰安妇的李荣洙等候在“挺对协”,她责问来访的外务次官“你是哪国人?,并称肯定是不会接受日韩协议的。而“分享之家”接待来访的外务次官的气氛则相对融洽,原慰安妇表示,虽然两国达成的协议不够充分,但政府已尽到最大努力,因此可以接受。同是慰安妇,反应却截然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年逾80的原慰安妇,她们表达的并非本人的意见,而是负责照顾她们的组织机构的意见。在华盛顿展开活动的韩国团体认为,如果移除日本大使馆前的少女像,将会导致国家舆论的分化。然而,在慰安妇问题上,韩国的舆论从来就不统一。

政治经济学者、亚洲历史研究者、作家。生于韩国首尔市。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比较政治经济论,获博士学位(Ph.D)。曾任香港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客座教授、上海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一桥大学客座研究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等,2014年起担任京都产业大学客座研究员。在日本著有《竹岛密约》(2008年,草思社,获第21届“亚太奖”大奖)。目前正在撰写《日韩关系的现象与心理:196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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