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巴斯事件与日本媒体的责任

奥林巴斯的前社长迈克尔・伍德福德在10月14日突遭解职后，笔者接受了来自国内外媒体的众多采访。这是因为笔者在月刊《FACTA》第8期上撰文指出的奥林巴斯不透明的M&A（企业的收购与合并）问题，通过伍德福德之口公之于众，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风波。

那时，我听海外媒体记者说，“奥林巴斯事件”在欧美连日被作为头条新闻、有时甚至还用新闻快报形式报道，感到甚为吃惊。虽是日本企业的新闻，海外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日本，特别是欧洲，尽管自身正处于信用危机之中。

报道计划被主要期刊忽视

实际上，笔者在《FACTA》月刊上披露这一问题后，曾向经济杂志、一般周刊杂志、报社下属周刊杂志等几家国内主要期刊提出撰写有关奥林巴斯的文章的要求。因为《FACTA》的主编阿部重夫向我建议说：“如此重大的问题如果不为广大媒体追究，它就有可能逍遥法外。你还应该在《FACTA》以外的杂志上也撰文报道。”

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虽然在寄给各家杂志社的报道计划中都汇集了各种证据材料，并明确指出此事早晚会发展成重大的经济事件，但是没有引起任何杂志社的重视，而且大部分杂志社甚至连“计划不予采纳”的联系都没有。

如此毫无责任所造成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以至于伍德福德发出“可怕的是日本的主要媒体无心想对奥林巴斯进行报道”的感叹。其后，一见到伍德福德在日本媒体面前也一视同仁地接受采访的情形，至今也会情不自禁地去想象他的内心感受。

事件扩大后来日的前社长伍德福德的身边总是簇拥着记者。积极配合采访的伍德福德，内心又是怎样的感受呢？（图片：产经新闻社）

媒体与侦查机关的行动都落后于海外

由于各家媒体的版面内容全凭编辑做出判断，所以不予刊载的理由无从知晓，但推测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侦查机关如果没有将问题正式作为事件出面展开搜查，那么就有被提起诉讼的风险。前社长伍德福德被解职后，马上离开了日本，身在何处难以确定；对媒体来说，奥林巴斯还是阔绰的广告客户，这或许也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新闻机构的动作彻底落后了。这与英国的著名电视台特意设立采访小组并派赴日本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侦查机关的介入也晚于英美。因此，大多依赖于政府及侦查机关透露消息的日本媒体也就无从得到任何信息，采访很快就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僵局。即便在11月以后这一事件在国内已大量报道，又有2-3家国内主要媒体暗自打来手机电话，向笔者询问“采访进行不下去，有什么消息吗？”、“我们可以交换一下信息吗？”等等。

深入采访才是媒体的风险管理手段

不管是什么行业，每个领域的行家里手都是自己承担风险，并努力谋求减少风险。在媒体这一行业中，所谓的减少风险并不是“故意闭上眼睛，不做报道”，而是必须进行“即使被告上法庭也能胜诉的彻底深入的采访”活动。

在这桩财务丑闻事件中，如果指责容忍了公司高层管理者舞弊行为的奥林巴斯的董事以及外部董事、监事，“没能履行监督职责”的话，那么，不对事件进行调查、没有试图从正面弄清问题真相的日本媒体，也同样应该受到未能发挥监督职能的指责。

能否不辜负胸怀大志者

笔者无意自夸。如果稍微透露一点内幕，笔者认为，之所以能写出有关奥林巴斯问题的报道，只不过是有幸接触到了几位勇敢的情报提供者。他们相互之间素不相识，却异口同声地向笔者表示“希望奥林巴斯更好”、“这样下去这个公司10年也维持不了”。他们是有着良知卓识的“个体”，向笔者提供情报并非能得到任何好处。即使笔者提出“一起吃顿饭以示谢意”，他们也会说“那怎么可以！”而坚决拒绝。

当然，情报提供者们也有应该守护的生活和家人。将内部情报透露给新闻工作者，就有很大可能危及自身的地位。毋庸置疑，这种不安是十分强烈的。有的情报提供者甚至在深夜2、3点钟给笔者的手机发来信息，说“一看到家人熟睡的面孔，就会陷入对将来的不安之中”。

如今，主导了奥林巴斯假账丑闻的原高管们全都被迫辞职，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胜利。但不能说这是“笔杆的胜利”，而是“个个有志者们的胜利”。

现在的媒体是否能够为有志者代言并不辜负他们的志向呢？工作在新闻报道第一线的记者们是否也怀有这样的志向呢？奥林巴斯事件向我们呈现出诸多的问题。

（2011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