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日本外交与安保智库的活力

今夏的8月7日召开了以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理事长田中直毅为主席的“外交与安保智库问题有识之士恳谈会”（以下简称有识之士恳谈会），会上就日本外交与安保智库的作用及其与政府的应有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根据会议内容整理形成的建言报告提交给了外务大臣。

该建言报告中对发起上述恳谈会的背景作了如下说明：“在日本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正在下降的今天，如果再不重新加强外交实力，提高宣传能力，日本就没有未来。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不充实世界级的专家队伍，日本外交将进一步弱化。本恳谈会之所以着眼于在外交与安保领域构建‘日本式智库’的必要性，正是反映了这样的危机感。”

作为具体的方向，该建议呼吁必须建立集“创造性思维力”“国际合作推进力”“资金调动力”于一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式智库”模式。考虑到日本外交与安保智库的现状，或许可以说，向外务大臣提交该建言本身就是一种划时代的举措。

叫喊“无用论”引发的恶性循环

尽管日本国内呼吁设立真正的外交与安保智库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这种“呼声”迄今一直伴随着“挫折”循环往复。作为如此长期的反复而引发的反弹，近年来人们甚至一转“期待论”，开始高喊“无用论”。恳谈会自始至终贯穿了一种问题意识，即认为必须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

日本绝非没有外交与安保智库。尽管在规模、地位和政策贡献度都远远不如美国的智库，却一直切切实实地为日本外交与安保同盟提供着基础支持，开辟了有别于政府间对话的另一片天地，为日本参与民间安保对话发挥了一种平台作用。然而，上述工作是否能够解决 “有识之士恳谈会”上所表述的“危机感”呢？非常遗憾地说，这些活动是称不上足够到位的。

笔者所属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国问研）就是日本的一个外交与安保智库，该组织的建言会被决策部门直接采纳。在海外，国问研的简称“JIIA”广为人知，长期以来，它积极利用与外务省之间的紧密关系，发挥了作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外交与安保智库的应有作用。不过正因为如此，它常常在围绕如何激发外交与安保智库活力这一主题的争论中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今年6月发布的省厅版事业甄别报告“行政事业复查”，已决定 “取消”向国问研发放政府补助金。

冷战后，重新明确角色职责乃当务之急

战后，作为开放社会的外交支柱，吉田茂筹划建立了国问研。当时设想是以建成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RIIA）和外交关系协会（CFR）那样的机构为目标的，这在创立宗旨中也作了明确记载。如果说这是其对外公开的形象，那么当时国问研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共产主义世界。在全球分裂为东西两个阵营的形势下，建立研究共产主义世界的非党派机构也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事实上，基于被委任的这种职责，国问研收集、积累和分析共产主义世界的资料，长期发行了一本高水准的期刊《俄罗斯研究》（现已停刊），并网罗了众多顶尖的苏联和中国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各种工作。尽管作用有限，但它确实在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问研自然也就面临了对角色职责进行重新定义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原有的专业领域之外，研究所又将冷战后东亚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也纳入视野，扩大了研究范围。冷战后，“第二轨道外交”（即“民间外交”，部分政府人士以个人身份出席主要由民间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参加的会议，大家不拘于本国政府的立场，自由地交换各自的意见）蓬勃兴起，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谓以雨后春笋般的势头迅猛发展，而国问研囊括前述内容所开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即是推进“第二轨道外交”。在已故松永信雄理事长的领导下，国问研不仅只是一个研究所，同时也通过“第二轨道外交”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外交事务之中。

面临转折的“第二轨道”路线

然而，这种“第二轨道精神陶醉”也未能维持多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90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第二轨道疲劳”出人意料地过早显现出来。国问研设定的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舞台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尽管我们将之定位为民间版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企望其发挥ARF的智库作用，但ARF围绕预防性外交的定义不断偏离轨道，停滞不前，CSCAP本身的发展势头也随之渐逝。然而，我们不能因其发展失速而退出CSCAP。日本的退出，既会被认为是日本民间外交的倒退，也将阻滞CSCAP的前进。莫如说，日本肩负着促其重新焕发活力的责任。

目前，国问研是外交安保问题的“综合智库”。可以说，它已从过去以观察共产主义世界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所，转变为外交安保问题的“百货店”。这说明，那个只需盯住对日本构成威胁的国家即可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也是顺应日本安保环境变化的一种举动。但是，就其结果来看，存在着始终难以集中焦点的情况。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着希图抓住所有问题，就会疏漏许多问题的矛盾。只要财政上存在制约，这种矛盾就更是无法避免。

作为旨在培育思想主张和宣传能力的基础设施

说得简单一些，战后的日本，并未积极尝试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而是通过尽快掌握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开展了切实应对这种环境的“反射神经式外交”。正如前文所述，在这种格局中，始终聚精会神地关注“威胁”的做法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可是，如今正逐渐进入一个不积极投身国际环境的建设，便无法确保最起码的国家利益的时代。而且，现代的国际政治并非拳头挥得更高、更强就能达到目的，而往往采取的形式，是参与为塑造国际社会框架的“规则建设”而展开的激烈争论。那么，思想主张和宣传能力将起到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就不言而喻了。应对这样的局面，即便“外交专家”一马当先，也仍然需要集结整个日本的智慧。如果日本的外交与安保智库可以找到一条出路，那恐怕除了成为能够顺应上述状况的基础设施之外则别无选择。

遗憾的是，目前日本的外交与安保智库中还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完全应对上述状况。然而，其必要性则从未上升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日本外交与安保智库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即使认识到了其必要性，恐怕也无法立即产生效果。但是，只要不广泛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就无法迈出第一步。有识之士恳谈会总结的建议中包含了许多思想主张。我期待着今后会出现更多新的热烈讨论。

（2012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