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建立战略互信关系

2012年末，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在组阁之后，随即提出要修改安保防卫政策。具体地说，其一，是完成安倍第一次政权遗留的课题。当时安倍首相执政仅仅一年，就因病而下台。其次，是意欲修改民主党执政的3年中被其指责为非常失败的安保防卫政策。

前者，是商讨设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及修改有关宪法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问题；而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修改2010年12月民主党政府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并决定废除《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下简称“中期防”）这个5年计划。

长期稳定的军费增加可能吗？

无论是诟病民主党政府的安保防卫政策一无是处，还是认为现行《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脱离现实，均可谓有失公道。鸠山由纪夫内阁在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移计划上造成的混乱局面及其提出的给人以排斥美国印象的东亚共同体论，确实大大削弱了日本政府间的互信关系。

但其后，通过美军在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灾区开展的“朋友作战”救灾活动、确认美国对尖阁诸岛（钓鱼岛——译注）的防卫许诺、2011年4月日美首脑会谈中在构建“机动防卫合作”上达成的共识、同年6月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SCC: Security Consulting Committee）发表的涉及24个项目的共同战略目标文件等，日本安保关系重新回到了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诚然，如同新政权指出的那样，朝鲜实际上发射的远程导弹、中国公务船只在尖阁近海的活动等，令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愈发严峻。但是，针对此类事态，现行大纲并非全无应对。例如，就弹道导弹的防卫和岛屿受到攻击时的应对，现行大纲继承了2004年自民党执政时期通过的旧版大纲中所言及的相关内容。此次修改大纲，与其说是出于政策上的判断，更让人怀疑是基于丑化前政权（民主党政权）这样一种党派的动机。

当然现状并非没有问题存在。现行大纲和中期防从决定当初就已认识到，要落实其中的具体内容，必须增加军费预算。日本的军费预算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2002年达到峰值后持续减少，很明显，要完成现行大纲中记述的任务是不充分的。安倍政权在2013年度的预算方案中决定增加400亿日元，这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在巨额财政赤字和社会保障费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军费的增加。

重要的是促使防卫大纲和其他措施的一体化

再者，以现行的大纲为核心的防卫政策，在制定方法也存在问题。1976年通过的第一个大纲，在为防卫力量定性的同时，展示了完善防卫力量的轮廓结构。其后，伴随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中期防出炉，推进了防卫力量的强化，但大纲始终没有修订。

然而冷战结束后，自1995年起大纲先后改定了3次，现今安倍政府又意欲再次修改。这反映了政府已将大纲定位为彰显政策的手段。但与此相应的，是它与中期防的关系变得不甚明瞭。此外，在制定大纲之际，政府一直沿袭了依据有识之士会议提交的报告，总结整理出新的大纲内容这样一种做法。然而，在如今安保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种制定大纲的形式往往显得效率低下，防卫政策应该顺应具体情况，适时作出调整。

因而，如果能够切实推进大纲、中期防的修改工作，则是理想的；但重要的是如何与其他相关的安保防卫政策协调一致。日美已经同意将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纳入探讨课题；有关设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等问题，有识之士恳谈会也开始了研究讨论。

这些都是长期以来的日本安保防卫政策课题，一般而论，应该加以推进。但是，日本现今和朝鲜、中国、还有俄国等邻国的关系日趋紧张，与韩国也围绕领土、历史问题摩擦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各项课题同行并进，很可能招致混乱，需要慎重考虑处理问题的手法技巧。

在亚太安保问题上应尽快取得高层次的共识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安倍政权的整体外交战略。安倍首相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就提出重视日美同盟，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展开“价值观外交(*1)”，加强与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在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开发等挑衅行为、以及中国的高压式强硬对外姿态下，这样的方针看似变得易于为人接受了。但针对朝鲜半岛，日本要扩大安保层面的作用，至今仍是敏感的话题；而日中在海上的争端不可预测地引发武力冲突，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希望回避的事态。

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安倍政权提出“夺回强大日本”这种华而不实的词藻，它在对外战略中将带来怎样的归宿，有关各国恐怕难以推测。当务之急，首先应该就如何维持亚太的和平和稳定，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在高层次上取得共识，并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安保防卫的各项具体工作。

（2013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