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否也迎来“职业经营人”的时代——大企业频频起用外部人才担任社长

财经

以罗森前董事长新浪刚史出任三得利控股公司社长为开端,“职业经营人”逐渐受到了人们关注。本文作者将分析具有强烈“家庭意识”的日本企业相继起用外部人才的背景原因及其成败前景。

三得利控股、武田药品工业和资生堂等日本著名大企业纷纷起用了外部人才担任社长。针对这样一股从社外招聘经营本领得到公认的“职业经营人”的新动向,大众媒体给予了连篇累幅的报道。过去,日本企业从元老级董事中选拔社长的做法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上述新动向最终能否改变这样的日本企业呢?

三得利首次起用创始人家族以外的人员出任社长

三得利控股是日本洋酒和饮料行业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啤酒销量也高居日本第三位。2014年5月,公司以158亿美元(约合16000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最大的蒸馏酒制造商Beam,积极加快了海外发展步伐。就是这样一家三得利公司,将于10月1日起用日本第二大连锁便利店企业罗森的前任董事长新浪刚史(55岁)出任下任社长。

挖来新浪刚史的现任董事长兼社长佐治信忠(68岁)是三得利创始人鸟井信治郎之孙,公司第四任社长。选用非家族成员,并且是外部的人才出任社长一职,这在三得利尚属首次。

武田药品首次任用外国人担任社长

武田药品工业董事长兼CEO长谷川闲史(右)与社长兼COO克里斯托弗・韦伯(2014年4月1日举行的韦伯社长就职新闻发布会,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日本制药业巨头武田药品工业于今年6月聘请了曾在英国大型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担任领导的法国人克里斯托弗・韦伯出任社长兼COO(首席运营官)。这家拥有230多年历史、一直由创始人武田家族掌控的老牌企业,首次起用外国人出任外聘社长,引起了巨大轰动。

前任社长、现任董事长兼CEO(首席执行官)长谷川闲史就是一位非创始人家族成员的元老级经营管理人员,担任社长一职长达11年之久。在此期间,武田药品朝着国际企业的发展方向迅速转型,在海外实施了总额达2万亿日元以上的收购行动,还增加了外籍董事人数。此次起用韦伯出任社长,可谓是上述一系列动作的收官之举。

资生堂、倍乐生起用“非同行社长”

今年4月,曾任日本可口可乐公司社长、董事长的鱼谷雅彦(60岁)就任日本最大化妆品制造商资生堂的社长。前任社长前田新造3年前让位于自己的心腹末川久幸,但末川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上任仅两年便以健康原因为由退居二线担任顾问。因此,已是董事长的前田去年暂时兼任了社长职务。此后一年间,他始终未能在社内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选择了曾于2013年4月委以市场营销顾问工作的鱼谷作为接班人。

目前正疲于应对顾客信息泄露问题的倍乐生(Benesse)控股公司董事长兼社长(65岁)原田泳幸是6月刚刚走马上任的。原田曾供职于日本NCR等公司,后来又担任过Apple Computer Japan(现在的Apple Japan)和日本麦当劳控股公司的社长。倍乐生看中的正是他如此丰富的职业经历。

倍乐生是日本最大的儿童函授教育集团,但该项事业近年来却一直增长乏力。集团创始人、前任董事长福武总一(现任最高顾问)于2003年聘请索尼出身、音响设备制造商爱华公司的前任社长森本昌义担任社长,一度显现出业绩成功好转的迹象。然而,因被周刊杂志爆出男女关系绯闻,森本于2007年宣布辞职。对于倍乐生来说,原田就任董事长兼社长是第二次起用外聘高管。

外聘社长在日本尚属少数情况

上述高管动向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们在日本尚属异常的例外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社长来自社外,要么是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得到了银行的救助或遭到了收购,要么是监管部门空降官员。比如重振了陷入经营危机的日产汽车的卡洛斯・戈恩,便是法国雷诺公司成为日产第一大股东将其收入旗下后派到日产担任社长兼CEO的。

如今成为话题的是,企业方面对相关经营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寄予厚望而主动邀请的事例。虽说为数不多,但由于全都是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企业,所以社会影响十分巨大。媒体所说的“职业经营人”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大概指的是以经营才能为生,可以跨越企业和行业界限承接经营委托的职业化经营人。这样的人才在日本乃凤毛麟角,因而格外引人关注。

人们需要“职业经营人”的原因

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大企业在选择CEO等高管时,社外董事从社内外推举多名候选人加以选拔的情况并不稀奇。管理层的人员流动性很高,只要满足条件,就从其他公司引进高管,如果成绩不理想,就予以解聘。中层管理人员为了提升职业经历也不惜跳槽。无论是高管还是中层以下的员工,只要遵循市场原理,能力得到认可,就可以获得更高的职位和高额报酬。这种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其背后存在凡事均以契约定论的社会环境。

日本国情不同。虽然非应届毕业生招聘不断增多,但依然以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为主。在大企业里,经过入社仪式后从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纯粹培养型社员占据了核心地位。从中选拔董事,最终诞生社长,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社长是元老级员工的代表,渗透至基层的“企业家庭意识”曾是日本企业的优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时也成为了不得不从社外寻求所谓“职业经营人”的一个原因。内部晋升的社长并非志愿者,也算是“职业的”。但是在终身雇佣制度下,要从新员工晋升到经营管理层,必须成长为最适应该企业体制和思维方式的人才。以元老为中心的组织自然会努力繁殖具有协调意识、思维相同的同质化人才。

因此,如果要试图改变事业结构,或转变意识,追求脱离传统路线的非连续性经营模式,那么社内的优等生就未必称得上是高管的最佳人选了。三得利和武田药品必须将通过收购企业一举扩大的海外事业推上正轨。那么势必要在社外寻求经营管理人员,武田药品甚至迈出了跨越式的一步,选择了在新兴国家有过事业经验的外国人。

在国内化妆品市场以百货商场和专卖店为中心的时代,资生堂的市场营销工作一直走在业界前列。可是现在,随着药妆店和邮购方式的兴起,销售渠道日趋多样化,依靠传统思维已经无法充分应对。于是,资生堂将命运押在了曾负责过饮料等生产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人才身上。少子化和教育事业的多样化迫使倍乐生控股也必须对函授教育这一支柱事业实施变革。于是该公司从其他行业引进了具有不同视角的经营人。

起用外部人才的风险

不过,起用外聘社长的行为伴随着风险。这也是起因于日本式经营环境的问题。因为这就如同嫁接植物一样。在以终身雇佣为原则的日本企业里,社员也将雇用企业称作“我们公司”,无论是社长还是普通员工都具有团队意识。日本与美国那样的契约社会不同,外来者不可能从进入公司那一天开始就成为“社长”。如果没有获得董事等元老们默契的信任,那就很可能成为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

即将进入三得利的新浪此前是由罗森的控股母公司三菱商事空降到罗森的,一直采取的是独裁式经营政策。但在三得利社长内定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无论如何,与一线员工对话都很重要”“首要工作是获得(三得利员工们的)民意支持”,态度十分谨慎。

此外,在日本的企业中,即使让出了社长之位,前任领导往往会以实权派董事长等身份留在公司里。三得利的所有者兼经营者佐治表示将以董事长之责“与新浪携手工作”。或许公司里的人今后还得看佐治董事长的脸色行事,这其中就潜藏着“政出多门”的危险性。

也可能会导致社内士气低下

武田药品方面,董事长兼CEO长谷川曾明确表示“将在1年后把CEO之位让给韦伯社长”。此举使得相当于董事或执行董事级别的最高决策层变成了外国人和外资企业出身人员占多数的结构。就董事团队而言,可谓是重组了基因。

根据2013年度的有价证券报告书显示,包括长谷川社长在内,武田药品的董事中,报酬在需承担公开义务的1亿日元以上的共有4人。其中半数是外国人,分别是收入8.35亿日元的山田忠孝(日裔美国人)和收入9.69亿日元的弗兰克・ 莫里西。虽然两人的报酬金额中包含了子公司给予的退休慰劳金,但即使扣除该款项后仍然高于长谷川社长的3.05亿日元。

原因在于,如果不给予符合市场价值的相应报酬,就无法挖来优先考虑契约理论的外国人。可以预测,韦伯也将获得相当高的报酬。虽然武田药品已经改为用成果主义来设定社员的工资水平,但即便如此,包括社长在内的元老级董事和领导的报酬也只能是停留在社员的延长线上。

另外,韦伯社长现年47岁。对于不得不在始于新员工时期的漫长晋升长跑中竞争的元老级社员而言,韦伯简直就是坐上了火箭。假如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社内40岁以上的人才看来,当上社长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了。

虽然外国人的例子看似有些极端,但即使是日本人,专业经营管理人员基本上也是按照契约理论行动的。这与源于终身雇佣制度的日本企业文化环境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士气低下。要避免这一问题,有两个办法。要么学习欧美企业,彻底改变从环境到制度的一整套东西;要么融合不同性质的东西,创造出新的经营模式。如果应对措施不够彻底,那么从社外聘来的社长恐怕终将只是临时“帮手”,而不会落地生根。

标题图片:三得利控股公司的佐治信忠社长(左)与内定的下任社长、罗森前董事长新浪刚史(2014年7月1日举行的新浪刚史社长就任消息发布会,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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