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少年被害事件:日本“移民”社会的深层问题与政治缺陷

政治外交 社会

川崎市初一学生惨遭杀害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日本社会。但我们透过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少年的生活环境所看到的是单身妈妈家庭、贫困和移民政策缺失等日本社会中层层叠加、根深蒂固的问题。

无法融入社会的少年们

2015年2月20日凌晨,人们在川崎市川崎区多摩川河滩上发现了13岁初一学生上村辽太的尸体。死前他被逼在隆冬的河川中裸泳,之后脸部等多处遭割伤,而颈部被美工刀重刺,成为了致命伤。从散落于附近的捆绑用扎带及死者膝部的瘀青等推测,他死前是被捆住手脚,跪在地上惨遭暴行的。

这桩残无人道的杀人案的凶手,是三名少年。主犯,18岁的无业少年A以谋杀罪被捕。A已从高中退学,与父母和兄弟一起生活,母亲是菲律宾人。另外二名均为17岁,也因伤害致死罪而被逮捕。其中B是A的初中同学,C比他们低一年级,毕业于其他初中,其母也是菲律宾人,一位单身妈妈。

遇害少年的母亲也是单身妈妈,他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二。5岁时,因父亲想当渔民而举家迁到了岛根县隐歧岛群岛的西之岛町;小学3年级时,父母离了婚;小学5年级时,搬到了川崎市。去年春季念初中后,夏天开始他就不再参加篮球兴趣小组的活动,常和一些年龄比自己大的朋友一起玩耍。去年12月,他结交了少年A的团伙,自1月起不再到校上课。从这个时期拍摄的眼周留有瘀青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遭A殴打的痕迹。

当我得知此次事件的凶手是与菲律宾有关的少年时,第一感觉就是,我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

从2004年到2008年,我采访了生活在日本并与外国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孩子们。外国少年的犯罪,往往源于社会包容的失败。最近几年,我尤为关注的是母亲为菲律宾人的孩子们的情况。他们面临语言不通和难以融入学校的问题,还有因在成长过程中遭到近乎虐待的家庭暴力而与家长之间产生的纠葛。我看到和听到不少这样的事情。而且,那些提供援助的人员,对相关背景的理解也显得不够充分,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的特别援助太过乏力。

同时,单身妈妈的家庭贫困问题根深蒂固,也是日本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们会因缺乏社会资源而难以与社会建立联系。

我感觉,此次事件,是以最弱势的少年惨遭杀害的形式,暴露出了现代日本存在的政治缺陷。

川崎区的“新移民”——菲律宾女性

单身妈妈到底面临怎样的困难?

守灵结束后,遇害少年的母亲通过律师解释说,自己总是在孩子上学之前就已经出门上班,回家也很晚,所以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干些什么。这番话引起众多单身妈妈和援助人员的共鸣。

日本单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是54.6%,其中85%为单身妈妈家庭。约8成单身妈妈都有工作,而且为了维持生计,她们时常从事两份工作,导致她们少有时间与孩子相处,为抚养教育孩子带来影响。

背景原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日本社会中单身妈妈家庭急剧增多;二是由于就业政策的影响,相对于支撑家庭开支的男性,女性的就业一直被定位为辅助角色;三是非正规就业的扩大。

此次事件发生在川崎市川崎区也并非偶然。这里位于京滨工业地带的一角,从战前开始各种各样的人大量涌入,成为其一大特征。

2015年5月,川崎区内两栋简易旅馆失火,10人死亡。曾支撑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劳动者们步入老年,靠领取生活救济金度日,住在被称作“Doya”的廉价简易房子里。这个地方就挨着上村和少年A等人游荡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大约5%的人口为外国籍。战前来自日本殖民地的韩国朝鲜人及其子孙等被称作老移民,20世纪80年代以后来到日本定居的人被称为新移民。

位于这个地区的天主教贝塚教堂,每个周日下午都举行英语弥撒,会有200~300名外国人前来参加,其中8成是菲律宾女性。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她们通过“演艺”签证来到日本,与日本男性结婚,居留资格也变成了日本人配偶。她们叫做女性移民。三名犯罪少年中有两人的母亲都是这样的菲律宾女性。

此次事件给生活在该地区的菲律宾母亲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其中一位抚养着10岁儿子的单身妈妈玛丽娅(假名,45岁)说道:“我感到很震惊。虽然我在领取生活救济金,但我工作也一直很努力,争取不靠救济金度日。但这个事件发生后,我缩短了工作时间,开始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他聊天,检查家庭作业。我对大儿子的教育失败了,但我想好好抚养二儿子。”

整天忙于不稳定且低收入的工作——玛丽娅所面临的这种困难情况与日本的单身妈妈如出一辙。

大儿子犯罪,被强行遣返

1990年,20岁的玛丽娅失去了父亲,为了资助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通过“演艺”签证来到日本。依靠她的汇款,妹妹们全都上了大学。

来到日本后,她与曾在菲律宾小酒馆打工时认识的日本客人相好,生下了大儿子。这位日本男子已经年逾50。两人没有结婚,于是她构成了非法滞留,只得返回菲律宾。大儿子两岁时,她把孩子托付给家人,再次来到日本。她做起了女招待,不久以后便与一个架子工开始了交往。因男子母亲极力反对而未能结婚的她,又一次构成了非法滞留。两人用玛丽娅赚的钱作为运转资金开了一个公司,忙得不可开交。

成家后的菲律宾女人出去工作是为了给菲律宾的家人寄钱。来日本的绝大部分菲律宾人都在给家人寄钱。菲律宾女性们也是外籍劳工。

玛丽娅在37岁时怀上二儿子,入了户籍。获得日本人配偶签证后,她让已经11岁的大儿子来到了日本。大儿子念初中后多次离家出走。他不去学校,总是和背景差不多的少年们混在一起,屡屡偷盗和扒窃。玛丽娅长期见不到儿子,直到儿子捅出了篓子后警察通知她,她才知道儿子平安无事。

大儿子17岁就当上了父亲。但他和女朋友相处得并不好,更新签证时因扒窃被捕,接着就被强制遣送回了菲律宾。

其实这个时候,玛丽娅已经带着二儿子回到了菲律宾。因为雷曼危机使她的公司奄奄一息。丈夫说希望让二儿子在菲律宾的学校里学习英语。玛丽娅用自己的积蓄在当地雇用有技术的人,开了一家小型美容院,还让回到菲律宾的大儿子在店里帮忙。

5年间,她频繁往返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去年,她带着二儿子回到了日本。她不希望二儿子忘记日本的生活习惯和日语。不久后,她决定和丈夫离婚。原因是遭到家庭暴力。

目睹母亲遭家暴而关闭心扉的大儿子

其实玛丽娅和丈夫结婚后,几乎每天都遭受着丈夫的打骂。时隔许久回到日本,又一次遭到丈夫毒打时,10岁的二儿子对她说“妈妈,不要再忍了,和他离婚吧”。儿子的话令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而最为母亲离婚感到高兴的是留在菲律宾的大儿子。

11岁时来到日本的大儿子目睹了继父殴打母亲的场面。他自己也遭受过家暴,但母亲却没有保护他。非但如此,玛丽娅自己也曾在家里对儿子们大打出手。在遭受丈夫家暴情绪失控后,她没办法从容地去接受儿子们的反抗。家里不存在大儿子的立足之地。“替我照看大儿子的妹妹告诉我说,他在菲律宾和任何人都可以敞开心扉,率直开朗。”

然而,在暴力环境中,大儿子不再开启心房,迎接他的是那些狐朋狗友们。玛丽娅身边没有任何可以倾诉商量的人。

“菲律宾人都觉得和日本人结婚是很幸福的事情。我无法跟妈妈和妹妹说起自己一直在遭受家暴。”

而且她和住在附近的菲律宾女性朋友们也不能聊这些。大家都有类似的烦恼,每次见面时她们宁愿聊些别的事情来开心一下。

无法用语言表达自我的孩子们

暴力,剥夺人的自尊,催生出羞耻感。这无形中成为一面屏障,使人走向孤立。

在与日本男性结婚的外国女性中,遭遇家暴的绝不仅仅是玛丽娅一人。和亚洲女性结为伴侣的日本男性多为蓝领劳动者或年龄较大的人。这些男性本身,在日本也并非都处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中有些人还可能是在一种无缘于男女平等思维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于是,他们就会将性别歧视和对于亚洲的歧视带到家庭之中。

不管怎么说,夫妇关系会影响孩子们的成长,进而还会带来语言学习问题。即便是日本土生土长、乍看日常会话似乎毫无问题的孩子,也需要考虑其语言能力发展问题。 

日本的父亲往往不参与养育孩子。如果父亲不会说塔加洛语或英语,那么在家里就得说日语。但如果母亲日语说得不好,孩子的词汇量就无法增加。在学龄期,上课时出现听不懂的词语后,孩子的学习就会跟不上;孩子和母亲之间也难以进行深层的交流。而学校方面对学生成绩不好问题,不会去考虑环境因素,只当作是孩子个人的问题而置之不顾。

一位母亲是菲律宾人、从小这样长大的青年,就不会用语言来剖析自己的内心和表达自己的感情。初中毕业后,他整日待在家中。虽然也想出去工作,但又觉得社会很可怕。他患上了焦虑症,突然有一天做出了激烈的暴力行为。他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家暴,一方面为不能保护母亲而强烈自责,另一方面又压抑着对父亲的巨大愤怒。他从小就在学校等遭受歧视。突发暴力之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经历感受,这是一种无以想象的巨大痛苦。

一位生在菲律宾,母亲再婚后两岁时来到日本的青年也表示曾在家中遭到养父及其家人施暴,母亲没有能力阻止。他在学校里受到欺凌,却不能和父母倾诉。初中时期曾有过严重非法犯罪行为,后来成功克服自己的问题,升入了高中。现在,他已经走上社会,有一份工程车辆操作的工作,而且对工作很有信心。即便如此,他表示,自己虽然现在已经24岁,但依然每天戴着假面具生活,心中压抑着一股无名的怒火。但到底为何愤怒,他却无法用语言明确表述。

做出离婚决定也并非易事

暴力会产生连锁效应。一个实施恐怖暴力的人,他自己应该也有过遭受暴力的经历,或在家里目睹过家暴。

据说川崎区事件中的少年A,小时候每次看到父母开始争吵就跑出家门直到他们吵完。

玛丽娅说,菲律宾女性即使遭受家暴也不选择离婚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她们信奉的天主教原则上禁止离婚。“而且我们也很担心一个人能否养活孩子,更别说那些在日本生活了20年还不太会说日语的人了。一个人连手续都办不好,所以只好死心了。”

玛丽娅之所以能够做出离婚决定,要归功于她回到菲律宾后的生活,使她摆脱了家暴并恢复了精神健康。她年仅20岁便离开家人来到日本,干起了女招待的行当,缺乏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能力;而在故乡,她接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贫穷,却从中掌握了生存之道。

被丈夫从楼梯上推下去的那一天,玛丽娅自己报了警。而且,在警察的建议下,她去了该市的援助窗口,寻求他们的帮助,使她获得了生活救济金,自己独立租了房子。接受公共机关的援助是需要努力的,但有些人却始终鼓不起勇气去挣脱家暴,得过且过,任凭时间流逝。

日本对策,在出身和地区上缺乏统一性

截至2014年末,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已达到212.1831万人。每年增速接近3%。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没有死板地采用移民政策,而是用多种形式灵活地确保了外籍劳动力。因此,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他们的居留资格因出身国不同而各有特点。

许多来自南美的日裔都有“定居”签证,这是提供给第一代到第三代日裔及其配偶的资格。在选择工作上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通过派遣公司的安排去工厂做工等。过去曾有超过31万的巴西人在日本生活,后受到雷曼危机影响,这一数字大幅减少,目前大约为17.5万人。

中国人持有的签证种类较多,包括日本人配偶、留学生和技能实习生等;越南人则多持难民或技能实习生签证。

表面上看,技能实习制度是一种国际贡献,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通过OJT(在职培训——译注)学到日本的先进技术。但对于并不直接采用移民制度的日本而言,这实际上已经成为吸纳单纯劳动者的一个途径。国内外都有人对此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是滋生非法雇佣问题的温床。但为了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正在扩充这项技能实习制度,试图通过延长实习时间、允许实习生再次入境等办法来确保建筑工人的数量。这次也不会推行“移民政策”。

至于菲律宾人,女性多达8成。过去她们多持有“演艺”签证,而现在很多人持有日本人配偶等居留资格。她们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在家中与日本丈夫的关系,从外部很难看出实际状态。当然,有些夫妻关系和睦,共同精心抚养孩子。而也有不少家庭存在沟通不良等问题,援助人员难以介入,夫妻关系很不稳定。

笔者最早于2004年开始采访在日外国人时,政府几乎未对外国居民采取任何相关措施。地方政府迫于现实需要而主动应对这一问题,不同居住地的外国居民能够获得的援助大相径庭。后来,积极制定多文化共生政策的地方政府不断增多,采取了种种具体措施,例如确保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就学、完善咨询制度、提供日语学习机会、建立翻译陪同就医体系、在考虑到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差异的基础上改善保育环境等等,逐步充实了针对外国居民的帮助措施。

然而,在国家层面上还缺乏统一性。即便是针对学龄儿童语言学习的援助工作,各地的差异也很大。

制定移民政策,刻不容缓

新移民来到日本生活已超过25年,他们的下一代也逐渐成年,开始融入日本社会。

他们中有的人成功克服不利条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背景可以发现,他们的背后总有真心为他们谋划未来的大人,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学校的老师,这就孕育了他们信赖社会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难以适应社会。针对这些年轻人,长期从事援助活动的人士认为,孩子们是通过阶层而非人种建立联系的。被社会排斥的孩子们会自发地建立关系,并且难以摆脱这个圈子。

再回顾一下川崎区的事件,被害者上村就未能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充分庇护,进而结交了少年A的小圈子。之后,上村曾通过社交应用软件LINE表示,“我说要脱离他们的小圈子,结果招来毒打。我已经受不了了。可能我会被杀掉”。

媒体报道称,上村在西之岛和川崎都很受朋友喜爱。恐怕那是因为作为领头人的少年A,不允许上村脱离他们的圈子回归其他的“阶层”,事发的大约1个月前,A曾对上村大打出手。上村对此早已习惯,但他的朋友们纷纷要求A道歉。据A供述,“一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为KAMISON(他习惯这样称呼上村)打抱不平,我就觉得很恼火”。

与其说少年A施暴是针对上村个人的行为,莫如说那是对自己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容身之地这种处境的憎恨。

日本社会的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每年人口减少22万人,接纳外国人已势在必行。不过有一点毋庸赘述,那就是我们必须为此采取着眼于孩子们未来的相应措施。

切实赋予移民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不仅关系到维护来日外籍人员的人权问题,还对日本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制定真正的“移民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2015年5月20日)

标题图片:川崎市川崎区多摩川河滩上,人们在初一学生上村辽太遗体被发现的现场附近摆放鲜花等物品以示悼念(2015年2月24日,时事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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