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游行”势头的衰退与排外的“沉默的多数派”之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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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言论对策法》成立前,“仇恨言论游行”的势头已呈衰退趋势,但粗鄙言论依旧充斥于互联网中。

《仇恨言论对策法》实施后的动向

2016年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仇恨言论对策法》,并于6月3日开始正式实施。

该法案成立后,5月30日,川崎市作出决定,禁止在原定的两处公园(该市川崎区)举行反朝鲜半岛侨民的“仇恨言论游行”活动。6月2日,横滨地方法院川崎支部针对此次游行活动作出暂行处理决定,宣布以川崎市川崎区社会福祉法人大厦为中心的半径500米范围之内不得进入。该社会福祉法人是一家旨在改善朝鲜半岛侨民和当地日本人关系的组织,包括理事长在内的不少负责人均为定居日本的朝鲜半岛侨民。考虑到计划于川崎市举行的“仇恨游行”的矛头是直指该法人组织的,法院为防患于未然而发出了此项禁令。

《仇恨言论对策法》实施后的6月5日,因预定在川崎市川崎区的公园举行的“日本净化游行”未能获的许可,由网名“五十六papa”的网络右派(在网上散发右倾、排外言论者)主导,试图改在中原区的公园附近举行。但反对仇恨游行的所谓“对立面”群体、警察及公安人员聚集现场,情况一片混乱,最后主办方向警察提出中止游行,被迫取消了示威抗议活动。

川崎沿海地区的“特有”情况

说句题外话,原计划中的游行示威地点川崎市川崎区的沿海地区,由于二战前日本财阀企业在此建设了大规模工厂,当时有许多来自朝鲜的工人和征用劳工在这里劳动,他们二战后留了下来,于是在这里形成了关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韩国城。如今,在横贯川崎区东西、通称为“产业道路”的周边地带,韩国烤肉店及朝鲜半岛侨民经营的饮食店林立,还建有朝鲜学校。“仇恨游行”的主办者深知川崎沿海地区上述特殊的历史背景,有意识地将目标照准在关东地区朝鲜半岛侨民的“圣地”——川崎沿海地区。

这一系列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肯定“仇恨游行”的右派势力,还是否定“仇恨游行”的反对势力,双方都将其看作此前实施的《仇恨言论对策法》所产生的效果。这一观察究竟是否合乎实情呢?

是《仇恨言论对策法》果真凑效了吗?“仇恨游行”今后又将走向何方呢?

法律实施前,“仇恨游行”的势头已经减退

对定居日本的朝鲜民族侨民恶语攻击,并呼吁驱逐他们的所谓“仇恨游行”,事实上已成为风前残烛。根据笔者的观察,5月实施的《仇恨言论对策法》,其主要目的在于限制 “仇恨游行”,但实际上这类示威活动的势头消退已久,因而给人以一种姗姗来迟的印象。

笔者对《仇恨言论对策法》立法本身的评价是肯定的。然而,与烈焰高涨的“仇恨游行”鼎盛时期相比,现在的“仇恨游行”已有奄奄一息之感。

事实上,前述的川崎“日本净化游行”,其计划参加者人数也不足百人,远远少于包围在四周的警察和媒体人数。

其实“仇恨游行”早在《仇恨对策法》成立以前,就已沦入衰落的命运。“仇恨游行”的鼎盛期无疑是2009年至2012年的3年多时间。当时日本执政的不是保守政权,而是民主党政权,一个由中立自由派、旧社会党(左派)势力组成的混合体。为此,多数保守派和右派因“反对民主党”这一共同的敌人而团结在了一起。

简而言之,保守派和右派也是形形色色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强加给日本的历史观”,要求改宪以及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但在其它问题上,他们的主张诉求却千差万别、大相径庭。比如,在日美关系方面,既有重视日美同盟者(亲美保守派、右派),又有希求摆脱美国控制者;既有冷战时期的反共右翼,又有不了解冷战的厌韩派,或是仅仅因为“看似能赚到钱”而标榜自己为保守派和右派的商业保守派,以及无端蔑视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丑恶的种族歧视者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集团,便是在那一的时期,因“反民主党”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实现了大团结。

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对日本的朝鲜半岛侨民怀有赤裸裸敌意的种族歧视者。由这些人中的最右翼构成的“在特会(不允许在日本享有特权市民会)”,与2012年成立的“日韩断交共斗委员会”等组织(统称为“行动保守”)相辅相成,在东京的主要地区开展了游行示威活动。

由于还遇到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临竹岛(韩国称为独岛——译注),这一时期“仇恨游行”的参加人数,保守地估计也有1000到1500人。当然,那时还不存在《仇恨言论对策法》。此后,在2013和2014年也能零星地看到这一性质的示威活动,但参加者人数呈加速度式地减少。其原因何在?

“真正的保守政权”安倍政权上台

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政权于2012年12月迎来末日,自民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保守政权、第二届安倍晋三内阁随之诞生,各路右翼的共同敌人由此而消失。

因共同“反对民主党”而走到一起的保守派和右派势力,屡次攻击民主党政权为“朝鲜人政党”。证据并不存在,他们的依据是民主党政权中混有多名定居日本的朝鲜半岛侨民及“归化人”(指古代从中国或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的人及其后代——译注)的谣传。不动脑都能明白,没有日本国籍的侨民是不享有国会议员被选举权的,但在团结一致“反民主党”的大联合面前,这不过是一个不屑一提的误差。

然而,“真正保守派政权”——第二届安倍政权上台后,现实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无需再以游行的形式表达对在日朝鲜半岛人的敌意。不言而喻,那些怀有“国家政权被朝鲜议员篡夺”之莫名危机感的人们,虽然在“反对民主党”政权时期团结起来反复举行游行活动,但随着国家层面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类“仇恨游行”势头便一路走向了衰退。

来自司法与警察的压力

第二个原因在于“仇恨游行”过度的激进和日益极端化。上文提到的“在特会”,于2010年侵入德岛县教职员工会建筑内进行示威游行,多名成员因此以暴力妨害公务罪及入侵建筑物罪等被逮捕或起诉,被判有罪,同时被追究民事责任。2016年4月,高松高等法院判决,“在特会”方面应向受到辱骂的女性原告支付4百余万日元的精神赔偿费。

再追溯到2009年,针对京都市南区朝鲜初级学校使用公园的问题,“在特会”成员在朝鲜学校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当时的参加者通过扩音器齐声辱骂朝鲜半岛侨民学生“蟑螂!蛆虫!”京都府警以暴力妨害公务的嫌疑对“在特会”会长的住宅进行了搜查。2014年12月,最高法院判决“在特会”方面支付约1200万日元的高额民事赔偿费。

公安调查厅高度关注上述一系列动向,将“在特会”定为“排外主义右翼团体”,多年来在其年度报告《国内外形势回顾与展望》中均有提及。

总之,早在《仇恨言论对策法》实施以前,警察、公安及法院已开始施加压力,以打击和取缔“仇恨游行”。受此影响,当初支持此类团体的参加者逐渐背离而去,“转向”者增加。即便是“在特会”内部,也可以听到“确实做得有些过分”的声音,对此心存疑问者悄然与游行活动保持距离,以至形成事实上退出“在特会”的情形。

如此这般,最后出现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仇恨言论对策法》,从实际效果来看,它最多不过是对“仇恨游行”发出的最后的致命一击。

发自SNS及博客的“仇恨”

一方面,具有排他倾向的互联网用户,他们中的多数无论此前还是今后,都是不会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的“沉默的大多数”。《仇恨言论对策法》的出台将根除相当数量的“仇恨游行”,但考虑到参加“仇恨游行”者本来只占种族歧视者中的很少一部分,因此应该认为引发“仇恨游行”问题的根源,不会因《仇恨言论对策法》而消除。

催生这种“仇恨”的摇篮,是互联网上的视频、SNS和博客。那里充斥着缺乏事实依据的谣言和歪曲的理论,诸如“朝鲜人在二战后杀害了数百万日本人”、“媒体被朝鲜半岛侨民所操控”、“某艺人或政治家就是朝鲜半岛侨民”之类。“仇恨”由此不断产生和扩展。

其中特别是网络视频,可谓滋生“仇恨”的温床。为此近年来各种对策也在逐渐推进。运营“NICONICO动画”的Dwango公司采取了删除“在特会”官方账号的措施。

此外,YouTube事实上已停止向无端发布厌韩、反韩视频的特定右派视频播放人支付广告费。虽然是逐步的,但“缺乏依据的谣言和仇恨”正在确确实实地丧失势力。“仇恨游行”的势头已经衰退,如何加强对催生仇恨言论的“摇篮”,即恶劣的网络言论的制裁,将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尤其是右派视频播放者,可谓是滋生潜在歧视意识的温床,即便他们不参与游行,却在为“仇恨游行”培养潜在的预备军。对他们的包围圈正在缩小,但还需要进一步采取对策。

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际,将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日本,照准日本的观光立国国策,助力这种无端的仇恨言论的所有势力,都有损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政府应当依法对其予以严厉的打击。

(写于2016年7月4日)

标题图片:2016年6月5日试图在川崎市中原区举行的“仇恨游行”,因被反对派市民包围而陷入混乱,开始后不久即被迫中止(图片提供: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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