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海外协力队,获颁麦格塞塞奖的政府服务奖

政治外交

麦格塞塞奖(Ramon Magsaysay Award)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该奖每年颁发给亚洲地区的在社会贡献方面做出杰出成就的个人或团体。今年荣获这个奖项之一的政府服务奖的,是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青年海外协力队。曾经是协力队队员的记者亲往采访,生动地报道了他们活动情况。

青年海外协力队(JOCV(*1))属日本外务省管辖,参加者为拥有日本国籍的20岁到39岁的年轻人。至今为止已经向亚洲、非洲、中南美、南太平洋等发展中国家共计88国派遣41778人。协力队之所以坚持了50年,也许正是因为日本的青年深入各地,得到当地深厚信赖的缘故。不过,他们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在这50年中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和曲折。

战地记者的原点是协力队员

我自己也曾在协力队创建第七年的1972年加入过协力队,作为摄影师被派遣到埃塞俄比亚国营电视台工作。当时我20岁,与同一批队员共24人惶恐不安地进入当地。包括我在内,当时大多数年轻人都是第一次走出日本,来到海外。我们在训练所里接受了三个月(现在是70天)的语言研修等训练,虽然能说一点,但还达不到充满自信地与当地人交流的水平。初到工作地点的那天,因为听不懂经理说的话,只好请英语好的朋友在电话上给我翻译了一下,十分狼狈。但是,在回国之前,我接到信息省大臣“召集摄影师开个研习班”的要求,在研习班上做了一个星期的指导工作,这时语言已经能够胜任了。回到日本后,我进了报社,去过68个国家,采访了海湾战争、柬埔寨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卢旺达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虽然逐渐被称为“战地记者”,但我觉得我的原点其实还是协力队的那段经历。

1972年,作为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被派遣到埃塞俄比亚国营电视台的笔者

(*1) ^ 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

在日本独特创意下诞生的协力队

协力队事务局创建于1965年。是作为国际协力机构(JICA)前身、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OTCA)活动的一部分而开始活动的,第一年向菲律宾、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肯尼亚等国分别派遣了40人。

日本为什么会发起这项事业呢?事实上在协力队创建4年前,在美国已经开启了一项同样是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志愿者的,称为和平队(Peace Corps)的事业。这是当时约翰·F·肯尼迪总统为了重拾美国的开拓精神而提倡的行动,立即在全世界获得赞誉。

貌似日本模仿了该行动,而实际上更早就有此构想的反而是日本。日本的青年团等民间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了“用青年之手来做战争善后”“培养人才,构建社会,建设国家”等口号,积极开展地区开发的志愿者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对亚洲各国进行战争赔偿。而在1954年,日本开始加盟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目的的“科伦坡计划”,虽然规模不大,但迈出了国际协力行动的第一步。

那时青年团的年轻人被派到交流和合作的前沿。但有人提出意见,认为这样做民间组织的负担太重,难道不应该由国家来做这些事情吗?日本政府在研究这个课题时,正值美国大张旗鼓地推出和平队。这件事情可以说加速了青年海外协力队的创建步伐。

当时派遣志愿者的不是只有和平队一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通过民间团体或宗教团体进行了援助。开发援助之所以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的东西方对立。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阵营为争夺势力范围展开明争暗斗。为了显示两个阵营的影响力,在战略上采取了“援助”手段。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出于一定的政治背景,这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不过日本的协力队情况与其他国家多少有些不同。另外,与其他国家的援助团体不同的是,几乎所有队员都是掌握一定技术的人。这些技术种类超过100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人虽不擅长学习语言,但技术立国的日本在方面有特长。所以这样的安排也是有道理的。

归国队员们再就业比较难

人们对协力队的评价比较好。JICA于10年前对派遣国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相比对其他国家志愿者64%的平均满意度,派遣国对日本协力队的满意度达到98%。协力队之所以受到如此好的评价,我想是因为日本人本身的性格。也就是说,与欧美人相比,日本人更加谦逊,更加重视当地人的感受。也许由于同属“有色人种”,当地人对日本人抱有亲近感。与白种人不同,日本人刚刚克服困难使原本是发展中国家的日本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种成果众所周知。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看来,日本也许就像老大哥一样的感觉。

但是,协力队自身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归国队员的再就业问题。日本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还采用终身雇佣制,这让队员们很是苦恼。不辞职而接受派遣的在职者约止于20%。在日本,即使现如今社会上也不认为辞职是件好事。所以就算再就业,也很难进入公司的重要部门。在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经历往往受到正面的评价,而在日本,这种经历得到负面评价的情况还占多数。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和经济不景气,应征者明显减少。今年7月,在孟加拉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中出现了日本人,虽然不是协力队队员,但这势必带来影响。加上对回国后再就业的忧虑,就像雷曼事件后协力队员应征者减少一样,较易受到景气的影响。

最近队员半数为女性

在这50年中,协力队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我被派遣的那个年代奉行开拓内地主义,一个人被派到偏僻之地是很正常的;但最近最优先考虑的是“安全”,尽量避免派到偏僻的地方。我觉得进军内地的事情被非政府组织(NGO)取而代之。也许由于安全性得到重视的这种缘故,现在女性占到半数,而我那个时代女队员只有1成。

另外,在派遣工作的种类上也有些变化。农业、渔业等从事第一产业的派遣减少,而教师、服务业、IT技术人才等有所增加。还有,我那个年代当地的JICA工作人员,也就是驻在员、协调员2年中一次都没有去过我的工作地点,而我听说最近的工作人员每个月都会去监督拜访。可见队员的自由度降低,管理更加严格了吧。不过不论怎样,现在以及过去回到日本的队员们大都表达了共同的感想:“在当地,我们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本来我们是去指导(give)的,为什么得到(get)的更多呢?毋庸置疑,那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在应有尽有、方便至极的日本所无法得到的珍贵体验。

日本的年轻人也因此成长

至于我自己,协力队经历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看世界的视角。这可以归结为“世界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人类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一个班40人法则”“人类在90%上是相同的,剩下的10%的不同称为文化”“所谓文化,是自然环境造就的”等思考方式。

我在埃塞俄比亚遇到过不事农耕的游牧民。我曾经以为绳文人只是教科书上才有的一种存在,但没想到他们就生活在现代,生活在眼前。这样一来,观察整个埃塞俄比亚我也发现,原来根据其地区不同,这里还生活着弥生人、封建社会或战国时代的人,贵族,以及近代和现代的人。后来,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期间开始思考,认为人类是从无意识逐步走向有意识的。而意识是靠教育获得,由此产生文明。

所谓“一个班40人法则”,是指无论哪个民族,只要有40个人聚在一起,总会有聪明的、奇怪的、帅哥、美女等各色人等。这个比率是世界共通的。另外,人们常说“人都是一样的”,其实人类共通的部分占90%,剩余的10%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文化。共通的部分以食欲、睡眠、性欲等三大欲望表现出来。其余的10%则表现为异文化。孕育这些不同文化的是自然环境。不同国家,自然和气候也不尽相同,当然,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协力队体验就像一场盛大的旅行。旅行给我带来新发现,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协力队不仅培养了当地的人们,并且也帮助日本的年轻人成长。

标题图片:在斯里兰卡教授计算机技术的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中,图片提供:青年海外协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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