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科省退休官员“下凡”，思考官僚再就职问题

自今年年初文部科学省有组织地为退休官员斡旋再就职问题曝光以来，“下凡”这个词在时隔多年以后再次连续多日出现在各家报纸的文章标题上。看到这些标题，我感觉时间仿佛回到了25年前，恐怕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我一个人吧。

90年代丑闻频出引发的“官僚攻击潮”

直到某个时期，“官僚”一直是日本的超级精英。其中，一旦成为讲究超强实力主义的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游走于华丽裙带关系之间的外务省的精英官僚（通过了国家公务员录用综合职务考试的官僚——译注），那就等同于一生一世的“未来都有了保障”。

官僚社会地位的严重衰落，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频频曝出的官僚丑闻。当年最让社会震惊的“大藏省接待贪污事件”（1998年）中，112人遭到处分，大藏官僚的威信一落千丈。结果，2001年省厅（日本的中央部门，有“省”有“厅”，如外务省、防务厅，相当于中国的部委——译注）重组时，大藏省被重组更名，摘下了那块历史悠久的招牌。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官僚推动了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但接连不断的丑闻导致官僚清正廉洁的形象日益稀薄，普通民众对媒体连日报道的高级官僚特权之多而感到惊愕、愤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官僚攻击潮。不知不觉中还形成了“官僚=恶”这种思维定式。官僚离职后又到原省厅的关系团体或企业重新任职的“下凡”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的。

“日本政治的本质是‘官僚政治’，在背后操控政治家的是官僚。要让政治现状发生变化，就必须打破官僚政治”——本世纪初，日本出现了这种批判官僚的声音。离开霞关（日本政府机关集中地区——译注），跳槽到民间单位的中青年官僚急剧增多。

当时，一位30岁出头的官僚剖析了那些口口声声说着不会辞职，却最终离开了政府部门的年轻官僚的心理。

“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能做到局长级别，自然可以拿到相应的薪酬待遇，可是年轻的时候收入微薄，而且机关宿舍虽然租金低廉，但大都年久失修。以前，如果被认为虽然年轻，但还是有看头的话，就会有不少接待活动，秘书科收到的经济界大亨家千金小姐的相亲照片也是不计其数。尽管自己没钱，但只要老婆的娘家有钱有势，那就没问题。可是现在，随着工资减少、官僚社会地位降低后，就连作为相亲对象的价值也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来连退休后下凡这根‘胡萝卜’也消失的话，人才外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跟跳槽到外资银行的前同事一比年薪，差距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要跳槽的话还是趁早比较好吧。”

“下凡”“走场”限制趋严

各个省厅每年通常会录用20名左右的精英官僚，无论在哪个省厅，这些人都会为争夺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部委办公厅主任——译注）这个作为公务员能够企及的最高职位而展开激烈的晋升长跑赛。即使最终胜出，以后还要面临与前几任次官之间的序列高低之争。

就拿财务省官员来说，担任过地方银行行长后，再坐上日银行长或者东京证券交易所老总的宝座，那就是最理想的发展路线了。如果能连任两任、三任老总，那么一辈子的收入将相当可观，光是退休金就会高达数亿日元。

然而，这种“下凡”和退休官僚屡屡换地方下凡的“走场”如今被视为弊端，促使日本于2008年修订了国家公务员法。修订后的公务员法针对其他职员及前职员的再就业委托和信息提供、现职职员到利害相关企业谋求职务的活动、再就业者（前职员）对原单位施加影响等问题做出了限制规定。以前只是规定离职（辞官）后的两年内，如果前往与原供职省厅关系紧密的企业就职，必须得到人事院的批准。

文科省长期有组织地实施违法行为

此次以文部科学省为中心暴露出来的官员下凡问题，严重违反了修订版公务员法的再就业限定。包括现职次官前川喜平的辞职、被停职在内，共有43人遭到处分，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调查显示该省的再就业斡旋是确凿无疑的有组织行为。文科省3月30日公布的最终报告表明一共存在62件违法案例。2009年退休的人事科前职员岛贯和男参与了其中40件（每日新闻）。大学、财团和企业的招聘信息汇总到人事课以后，职员会向以次官为首的上级领导汇报情况。然后，有关领导会通过岛贯以引进人才的名义去斡旋人事。有时岛贯也会向人事课传递一些招聘信息。此外，也有跳过岛贯这一环，由人事课主导直接斡旋再就业的情况。

一位曾供职于文科省人事课的官僚这样说道。“国立大学曾经是旧文部省组织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在文科省内工作到一定年限的人到大学里谋职属于普通的省内人事调动。即便是在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后，文科省和国立大学之间的人事交流和斡旋再就业仍然作为人事科业务工作的一部分正常保留了一下来。对于（文科省管理的）私立大学大家也具有相同的意识。不可否认，大家都觉得那只是省内人事调动的延伸，并不觉得是官员下凡。”

在其他省厅遵守法律的时候，文科省却长期心安理得地实施着有组织违法行为，文科省的这种感觉看来确实不太正常。不仅是国土交通省（尤其是旧建设省管辖组织）和农林水产省等拥有专管企业的省厅，就连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的中高级干部在修订版公务员法施行之际也对再就业限制趋严一事感到过不安。

在财务省和经产省等省厅，许多课长级别的官僚到最后会遭遇“拍肩膀（上司劝下属辞职——译注）”。通常的套路是给一张通往相关独立行政法人理事职位的单程车票。能找到这种下家还算好的，可今后该何去何从？他们面色苍白的表情依然历历在目。尤其是“非精英（未能通过国家公务员一类考试的公务员的俗称）”职员的这种倾向更加强烈。

各省之所以掌控大量独立法人，原本就存在为非精英职员解决再就业出路的因素。精英群体只要别太挑剔，实现再就业并没有那么难。但众多非精英职员就不行了。尽管有人认为既然退休年限延长到了65岁，那么只要待在政府部门就行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据说某省甚至不得不专门为60岁以上的非精英职员创造了一些职位和工作。

期待集合一群不图“特殊福利”为国效力的年轻公务员

我曾在寒冬的晚上去省厅采访过，好几次都觉得快要冻僵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越来越需要节约光热费用，到了一定的时间，当班职员就会关掉暖气。也有过某些人在当班人员身影消失的瞬间悄悄打开暖气的情况。不开灯的漆黑房间里，只能听到啪嗒啪嗒敲击键盘的声音，这样的怪异状况曾经在一段时间出现过。决定“办公室过夜”的年轻职员会裹着两三张厚羊毛毯坚持工作，也有人在办公桌下面准备了冬天登山用的睡袋。

随着利权和特权的消失，薪酬低廉的霞关或许确实对优秀人才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可以期待出现越来越多从入职之初就做好了“没有那些东西”的心理准备，打心底里希望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官僚呢？这恐怕太理想主义了。即便如此，我依然对他们应有的良知充满了期待。

民间对公务员转行的全面支持和限定的明确化

笔者采访了在30多岁时“想要改变霞关一手包办政策制定工作这种现状”，从文科省离职的远藤洋路先生，听取了他对公务员再就业问题的见解。远藤先生和朋友创办了一家智囊机构，这样过了八年之后，42岁的他于今年四月成为了熊本市教育委员会的教育長（事务执行负责人）。“想为遭受了地震灾害的熊本实现重建做一些贡献”“希望帮助刚成为政令市不久的熊本市完善教育行政体制”——跃跃欲试之情溢于言表。

“退休公务员再次就业，发挥多年积累的职务经验，这对于其本人和社会应该都是有益的。公务员转行也可以像普通人那样使用职介网站、职业中介或者Hellowork（免费介绍工作的政府公益机构——译注）。如果是工作到一定年限的人，应该有足够经济实力聘请可以提供悉心指导的职业中介。如果公务员转行的事情全都交给民间机构，那么或许也会出现善于处理公务员转行问题的公司。”

此外，他认为有必要调整现行规定。比如，“禁止在利害相关企业开展求职活动”（内阁人事局）这个部分，“现职不行，但退休人员可以”等关于利害关系的定义范围含糊不清，缺乏实效性。

作为个人意见来说，我认为有必要对相关规定再次实施整体调整，在消除含糊部分的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避免将审批许可和补助金变成再就业筹码的规定。此次官员下凡问题的再次爆发，或许也可以视为是挤掉霞关最后“脓包”的一次良机。

（2017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