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仓和夫的基调演讲“文化外交是世界的公共财富”

1990年代以后，共同价值观、观念共享

首先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50年来日本的文化外交。可以说日本文化外交的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50-60年代。这时的日本是以向世界传递和平、民主国家形象为目的。因此，这一时代主要就是向世界强调以插花、茶道等为代表的和平日本的形象。

20世纪70年代，如何把经济增长的日本诉求于世界，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中心。申办了奥运会、开设了文化中心，进而为支援日本研究成立了国际交流基金。

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急速的海外扩张在亚洲引发问题。结果，以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亚洲各国纷纷发出“日本只追求经济利益”、“不理解我们”之类的批判声。日本认识到不能这样下去，提出了新的双向文化外交。不仅重视向国外介绍日本，也很重视把对方国家的文化介绍到日本。在中国设立了北京日本语研修中心，即所谓“大平班”。文化外交不是单向宣传，其本质是交流。上述做法正是基于这一想法。

80年代超越了文化交流。这时，宣传日本作为负责任的伙伴，正积极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形象，就变得重要起来。因此，在文化交流之外，又新增加了文化合作这一概念。也就是说，不仅要开展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要与对方开展文化合作，这样才能达到尊重对方文化、繁荣彼此文化的目的。

但是在90年代以后，开始重视“日本的归属何在”。也就是说，虽然日本在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形象已经扎下根，但是之后该做什么？日本的发展蓝图是什么？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

例如，漫画、动漫、时装等蕴含的价值观（在日本被称为年轻人文化中所包含的内容），已经到了应与世界共享的重要时代。反过来说，有一种想法认为，在大众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超越了单纯介绍日本文化和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的层面，出现了一种年轻人共同的文化或世界通行的文化现象，它可以让所有人共同分享。比如，中国就有“心连心广场”(*1)，它是介绍现代日本文化的。但我认为与其说现代日本的文化是日本独特的，不如说也是中国的、世界的。我们现在已经跨进了这样一个时代。在此，我想超越日本的文化外交，从更宽泛的角度列举若干思考日中关系时的要点。

小仓和夫先生

日中都要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在考虑今后的日中关系时，应该把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区分开来。

在政治层面，我认为将日中关系从过去解放出来非常重要。具体说，就是日本和日本人有必要深刻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中国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失。

“把军国主义者与日本国民区别开来”，这是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的思路。如果忘记“日本国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一观点，就会发生问题。当然，谁是军国主义者，这是一个非常难定义的问题，要区分军国主义者与人民绝非易事，但中国以此处理了国民的感情。我认为日本人有必要认真理解中国遭受的痛苦和历史。

日中关系不仅是日中间的双边关系，也属于亚洲和世界。我认为日中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担任2020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申办委员会”的评议会秘书长（事务总长）。1988年的韩国、2008年的中国、然后是2020年在东京，2030年代在东盟举办奥运，我认为这一外交蓝图非常重要。既然日中关系也是亚洲和世界的问题，就要一同携手解决全球性的课题、能源和环境问题，这非常重要。

对中断政治渠道应该慎重

另外，政治上重要的是，不要把中断交流本身作为政治行为使用。从公共外交(*2)的角度而言，这在根本上是不可取的。即便吵了架也要继续对话，越是有吵架的理由越是应该进行对话。

但是，现实中（中国）常常将中断对话作为政治行为使用。这一点必须慎重考虑。吵了架也要对话，公共外交才成立。如果不会面，不面谈，公共外交也就失去了意义。

日中的文化是世界的文化财产

在文化层面，尽管不必完全废弃将文化政策作为激发民族精神的手段，但希望谨慎行事。中国的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它也属于世界。日本的文化也不仅是日本人的，它也是属于世界的。也就是说，文化财产是世界的公有财产。

周恩来总理在留学欧洲时学到了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国际化，掌握了国际主义，这些很值得我们学习。很多人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文化交流方面，一味地重视“这是日本文化，要将日本文化推向世界”，这是错误的。应该认识到将日本文化推向世界，是因为它是世界的公共财产。中国文化亦然。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今后的文化政策就将从根本上发生错误。

今后的课题是文化领域的日中共同制作

今后，日中间应该开展的是文化领域的共同制作、共同演出、或者共同研究。但是实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比如，提议说“一起拍一部电影吧”，可是在电影导演、制片人、还有演员、作家的四者关系上，日本与中国全然不同。因此，拍摄电影的时候，围绕如何拍摄，日中之间有时就会干架。跨国界的共同作业绝非易事。如果不认识到相互间的不同之处，就很难进行文化交流、共同制作。

最后，赵启正主任讲到了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在过去，日中友好的敌我阵线分明。但是在文化外交的时代，敌人就不那么清楚了。谁是敌人？谁是反对者？很难看清。在这样一种时代从事民间外交，谁掌握主动权，如何进行交流，难题很多。现在有日中友好七团体，我认为在民间外交当中，他们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现在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人们一方面喜欢强人、富国，一方面又会对其保持警惕。对美国也是如此。日中关系发展深入了，就会出现纠纷，这种事情从长远看没有必要过于紧张。但是对大众、民众直接做工作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代。

左起为王敏、小仓和夫、赵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