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日本的转折之年

“安全神话”灭身亡国——长期无视核事故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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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核事故、生化武器恐怖行动没有任何防范准备。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绝不允许发生的问题。既然面向国民进行了这样的宣传,那么为了维护原则,保全体面,从政府和专家均对现实采取了一律视而不见的态度。危机管理第一人将为我们揭露这种令人震惊的真相。

前提是“不会发生核事故”,所以国家层面也没有准备

1995年“文殊”号反应堆事故发生,但安全神话却依然“幸存”。拜这个安全神话所赐,很快就发生了一次让大家看清了日本对核设施事故毫无应对能力的事故。那就是1999年茨城县东海村的核燃料加工设施JCO发生的临界事故。直至发生事故,科学技术厅已有10年未视察过现场,令人觉得甚是过分。

那个核燃料加工厂的管理体制非常混乱,难以称其具有核物质处理资格。一定量的铀或钚集中到一定的密度就会发生连锁核反应。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临界问题,需要使用规定大小和形状的容器,配制反应堆用的核燃料,而JCO却无视规定的操作章程,让经验较少的临时工实施操作。结果,仅仅是用提桶将核燃料原料移入大型容器内就瞬间达到了临界状态,3名操作员受到大剂量的中子流等放射线照射,其中两人不幸身亡。

两人死得极其悲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的身体几乎融化掉了。强烈的辐射破坏了细胞的染色体,使细胞失去再生能力。于是,他们的身体组织崩溃了。而且,当时日本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愿意收治受到过辐射的患者,因为患者这时还在释放核辐射物质。病床、搬运人员的防护服、病房等全都需要采取防辐射措施。自然所有医院都拒绝了他们。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日本在针对重度放射线照射事故的医疗方面毫无准备。最终,几经周折之后,东京大学医院接收了这几名患者。

核工厂所在县的警察竟然没有盖革计数器

这场事故暴露出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甚至连警察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以备应对大规模核设施事故。总之,茨城县警方连一个盖革计数器(*1)也没有。日本核能研究大本营东海村的所在地茨城县都是这种状况,可想而知其他地方了。

时任茨城县警本部长的堀贞行曾是我的部下,他请我无论如何得去一趟,于是我去了茨城。核安全神话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负责相关工作的警察既没有盖革计数器,也没有防护服,什么都没有,只好急急忙忙地订购。

当然,警察们也完全不懂遇到中子射线该怎么办。由于前提是不会出现辐射问题,所以即使提出“我们有可能遭遇中子射线,需要防护服保护人身安全”,预算也不会获得批准。“不能为那种不可能发生的假想事故下拨预算”——抱有这种思维的大藏省(财务省之前身——译注)当然不会理睬警方的要求。所以警方没有任何防范设备。

(*1) ^ 用于探测电离辐射的粒子探测器——译注。

虽然出动了警察

机动警察巡逻部队的90多名队员被第一时间动员起来应对事故。如果发生了辐射物泄漏,必须划定足够的安全距离,拉起警戒线并实施交通管制。部署完成,要求队员们上报情况时,传来的全是诸如“1街区没有异常”、“十字路口没有异常”之类全部平安无事的报告。他们没有盖革计数器,当然没有任何感觉,也不会觉得害怕。警察们完全搞不清楚为什么派他们出来。

不过,作为本部长的堀贞行头脑十分清醒,让本部反问凭什么判定“没有异常”。对此,各处的答复都是车辆在通行,路人在行走,商店在营业,没有任何异常。这些当然都没错,因为辐射是看不见的。

这完全就是“无忧无备”。因为毫不担心,自然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防护对策。

更令人吃惊的是,过了大概1个小时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现在的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所长给县警本部长打来了电话,要求“撤除警戒线”,说是“如果搞得这么戒备森严,会激化那些认为‘核能危险’的反核电人士的抗议活动,所以不要警戒了”。就连顶级专家也是这样一种认识。

日本,有社会无国家

在与桥本昌知事见面时,他逼问道:“日本政府做了点什么吗?日本到底有没有国家啊?”“这些事情都是应该由国家来处理的吧”。因为根据1979年美国三里岛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经验,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安全,必须疏散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如果要在茨城县东海村实施疏散,半径10公里内的居民多达30万人。这需要动用数百辆卡车和大巴。即使调集茨城县内所有的运输力量也难以办到。如果自卫队不施以援手,该县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但按照《灾害对策基本法》之规定,该项工作必须由当地政府来做,这种情况下的总负责人,便是东海村的村上达也村长。

村上村长自然是愤怒抓狂。桥本知事也主张“这是国家的工作”。他呼喊道:“核能行政事务也一直是中央政府在做,所以和地方政府没有关系。况且,让村上这样的一村之长来负责此事,那真是太荒谬了。日本到底有没有国家?!”

日本实际上没有国家,处在有社会无国家的状态之中,现在仍是如此。国家还不存在。近20年来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

相互推诿、职责不清的核能行政

上世纪90年代,桥本龙太郎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对核能行政也做了调整。过去,一直是科学技术厅主管核能监管工作,但考虑到其具有研究开发和发电等能源政策的属性,改革后将其划归给了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甚感为难,因为他们没有实战部队,不具备应对核设施事故的能力。也就是说,尽管改革调整了行政组织,但其实并未过多地触及到21世纪特有的核危机体制。

东海村事故之后,我曾在国会上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该为核设施的所有员工配备防护服;发生事故时,防护服也应该当作警察、消防和自卫队的日常服装,需要为此编制预算。其次,应该为核电站所在县、管理核电站的市町村紧急采购德国生产的化学防护车“HAZMAT”,防范再次发生东海村那样的事故。

现在我依然觉得应该进口HAZMAT。一辆大约5亿日元。据说如果穿着防护服驾驶该车,还可以耐受中子射线。该车用铅板做防护,犹如小型坦克,可以伸出各种探测器,除了探测放射线外,还可以测定生化武器。它配有5米长的机械臂,可以远距离排除危险物。如果再装载上小型探查机器人,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奔赴事发现场进行近距离观察。

不允许在日本出现之物

冷战时期,西德有可能成为战场。当时,西德人悲观地认为国内或许会爆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核战争,如果缺少防护车,情报和侦察等工作将举步维艰。德国的化学防护车,就是在这种战略性的考虑中诞生的。

他们开发了两种可以应对ABC(CBR)三类危机的化学防护车,分别是消防车型防护车和军事侦察车型防护车,由内务部统一指挥。据说这种HAZMAT在海湾战争时期极为畅销。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公然宣称拥有化学武器,也实际使用沙林毒气屠杀了约5000名库尔德人。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全体士兵每人分到了两支名为阿托品的肌肉收缩剂用于沙林毒气的解毒,并接受了应从防护服上注射的使用指导。同时,各国都购买了德国的防护车。而日本却设定了不可能发生这种毒气战、不允许发生这种毒气战、不去发生了毒气战的地区这样一些前提。

我在自民党的总务会上也提出了进口HAZMAT的建言,但结果是空费词说。

虽然自卫队拥有化学防护车,但与HAZMAT相比性能极低,没有防辐射的铅板,根本无法抵御核事故和CBR,有关方面也就是以改造来敷衍了事。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时,虽然出动了这种防护车,却没有发挥作用。

至于最后为何拒绝动用化学防护车,当时政府的判断是如果动用了这种防护车,附近居民就会琢磨“这是啥玩意儿”而好奇地观望,如果明白了这是化学防护车,那么认为“核电站果然危险”的反对派就会越来越多。就因为这个核安全神话,防护车的提案就以不了了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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