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环境:从破坏走向新生的半个世纪

日本人的生命观(上)

文化

本系列专辑报道的是关于野生动植物的主题,本文考察了日本人以怎样的态度与动物接触,并对其历史背景加以了解读。

日本人与肉食

肉食的消费量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消费越多,反之则越少,但日本却是个例外。日本居世界主要国家人均肉食消费量的第12位,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甚至少于韩国、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而鱼贝类的消费量也并没有相应地居高。

16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来日本传教,他向耶稣会本部报告说:“日本人只不过以蔬菜和麦饭为日常饭食,有时吃些鱼和水果,可是却出乎意料地健康。”而宫泽贤治也在诗歌《不怕风雨》中写道:“日食四合糠糙米,豆酱蔬菜足矣。”

日本人男女合起来的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2015年)均居世界首位。可是,在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左右,是到了二战后的1947年以后,平均寿命才超过50岁的,因此日本并非自古就是长寿国家。

国际社会对日本人长寿的秘诀非常感兴趣。仅从饮食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饮食以传统的稻米、蔬菜和鱼贝类为主,辅以西餐的面包、肉食和乳制品,这种绝妙的平衡搭配对健康是有益的。“日本饮食文化”因其健康而逐渐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国外约有89000家日式餐馆。

二战后肉食消费量的增加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寿命和身高。20岁男子的身高在1950年后增加了近12厘米。其原因在于肉食与欧美生活方式的普及。然而近20年间,日本人均肉食消费量基本维持原有水平,鱼贝类则倒退回50年代的水平。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心理在发挥作用,日本人在内心深处是禁忌杀生回避食肉的,再加上崇尚健康的倾向,所以大多数人的心理是肉食要适可而止。

黑船与最早的自然保护条约

19世纪30~50年代,美国的捕鲸业迎来黄金时代。随着经济的扩张,鲸油用于制造灯油、蜡烛和润滑油的需求量增加,捕鲸发展为一大产业。然而在捕鲸历史久远的大西洋,资源枯竭明显,于是太平洋取而代之,成为最大的渔场。

1946年有292艘美国捕鲸船在太平洋活动。从鲸油的产量逆推,1953年1年内捕获的鲸鱼在3000只以上。欧美渔船都集中在日本近海到北太平洋这一带海域。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1851年发表的小说《白鲸》中描写了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亚哈船长在捕鲸船上与巨型白鲸作战的过程中,在日本近海失去了一条腿。而被美国捕鲸船救助的遇难船员不胜枚举,包括历史著名人物约翰·万次郎。

随着捕鲸船的出没,遇难船员的人数增加,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纠纷不断。40~50年代,英美捕鲸船在日本港口不断引发事件,他们要求添加燃柴、淡水和食品,登陆后胡作非为。为了收集鲸油,需要用锅烧煮鲸鱼的油脂部分,所以捕鲸船需要大量燃柴。

19世纪美国渔船捕猎抹香鲸 Photo credit: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幕府发布了《异国船驱逐令》,加强了锁国政策。作为驱逐令实施的环节之一,幕府对漂流来的捕鲸船员采取拘禁措施,因此美国国内抗议日本的呼声高涨,他们认为日本虐待遇难的船员。

鸟兽保护条约

在美国国内,对遇难捕鲸船员的保护及其待遇改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迫使日本打开国门,美国派海军将领佩里远征日本。此举得到美国捕鲸业的全面支持。1853年7月,佩里率领4艘黑船来到神奈川县的浦贺港。

佩里向德川幕府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亲笔书信,要求日本打开国门。翌年,佩里再次率舰队来日本,经过谈判,3月31日两国间签署了《日美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2个月后又制定了细则,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附录》(下田追加条约)。

条约规定,允许美国船只在日本购买燃柴、淡水和食品,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两港,由此幕府的闭关锁国体制走向终结。《日美和亲条约附录》由13项条款构成,对美国人登陆后的活动范围、休息场所及墓地做出了规定。

其中需要关注的是第10条:“鸟兽游猎于日本皆禁,故亚墨利加人(美国人)亦应遵从此制度”,这一条是在日方的要求下纳入条款的,用现代话讲,即“日本全面禁止从事猎取鸟兽的狩猎活动,所以美国人也应当遵守这一制度”。

国际社会商讨鸟类保护事宜始于1995年的巴黎会议,以此为契机,鸟类保护条约和鸟类保护组织诞生。《日美和亲条约附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条约。

野蛮的美国人

石冢官藏的银版照片(函馆市中央图书馆藏)

之所以签署上述条款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条约签署约1个月前,为了对列入开放港口候补的箱馆港进行实地检查,佩里一行率领黑船停靠在港口。当时的情形在《美国来使记》(函馆图书馆藏)中有详细记载。作者是松前藩士(对江户时代侍奉各藩的武士及各藩成员的称呼——译注)石冢官藏。海军将领佩里随行的摄影师用银版摄影法为其拍摄的照片作为日本最早的照片保留了下来,并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

由于江户时代的日本遵循不做无益杀伤的伦理观,因此野鸟和动物都不惧怕人类。然而,黑船的船员对停在近处桅杆和甲板上的鸟很感兴趣,他们用枪去射击这些鸟。《美国来使记》以厌恶的语气写道:

“异邦人在船桥上岸,来到龟田海滨、七重海滨和有川一带,用拖网和步枪捕杀鸟类,下午4点前全体撤回船上。”当地人见此情景颇为惊诧,感叹“美国人真是野蛮啊!”

而海军将领佩里在其著作《日本远征记》(木原悦子译,小学馆)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以大雁和野鸭等各种可以捕猎的鸟为主,我们看到了很多鸟,但我们舰队的狩猎者们仅能猎杀了很小的一部分。”

从幕末到明治时期,造访日本的欧美人对日本野生动物种类之丰富以及日本人爱护动物的态度印象深刻。1873年应邀以北海道开拓使的身份来日本的美国兽医埃德温·潭恩,他第一次走在东京街道上的感想是这样的:“雉鸡从草丛中露出脑袋,英国大使馆前的皇居护城河里,黑压压地落满大雁和野鸭等水鸟。狐狸卧伏在自家餐厅的餐桌上,吃着盘子里的食物。”

当时的东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埃德温对野生动物在这里与人的共存大为赞叹。他是为日本的畜牧业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名人,最后担任过驻日美国公使。据说西洋蒲公英就是被他混在牧草种子里带到日本生根发芽的。

《生类怜悯令》的实情

1687年,江户幕府第5代将军德川纲吉颁布了《生类怜悯令》,禁止对所有动物杀生和食肉。该法令并不是一部成文法,而是对他先后135次发布的告示的总称。这些告示似乎是因为没有被遵守才反复被发布的。“生类”的对象涉及狗、猫、鸟、鱼、贝、虫。针对不同动物发布告示的次数,以鸟类最多,为40次,其次为犬猫类,33次,马为17次。

在历史剧中,该法令被演绎为数十万百姓遭逮捕的“天下之恶法”。而德川家的后代德川恒孝在《江户的遗传基因》(PHP研究所)一书中表示拥护自己的祖先:“这些告示在执行的24年间,受到处罚的共有69人,其中判死罪的不过13人而已。”

实际上,该法令除动物保护外,还强调对“孤儿、老人、病人和晕倒在路边的人”等弱者进行保护,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色彩。当时发布过这样的告示:“对将晕倒的旅行者全身衣服剥光的旅笼(江户时期的客栈——译注)死刑伺候”“将弃儿扔进河里冲走者,处以死刑”。

关于弃儿,规定“发现后不必立即上报,可以自行抚养,或送给需要的人做养子。”为防止遗弃子女,还命令每个町都建立儿童户籍。设立贫民救济设施,收容那些晕倒在路边的人。

纲吉被人背地里骂作“犬公方(狗将军)”,他发布的禁止遗弃犬类的告示引人注目。因为当时野犬数量增加,袭击人的事件多有发生。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他命令建立犬类注册制度——《犬毛色明细簿》。英国制定《动物保护法》是在1911年,因此《生类怜悯令》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保护法。

在江户城里的大久保、四谷和中野等地还设有保护犬类的收容设施。其中设在中野的“御围御用宅院”面积达100公顷(约为东京巨蛋的20倍),是一处规模宏大的设施。鼎盛时期收容的犬类多达8万只以上。如今,在它的旧址上建起的中野区政府的旁边,安放着5只犬类的铜像。

御围御用宅院的旧址安放的犬类铜像。位于中野区政府旁(PIXTA)

近年来,对德川纲吉的评价发生了180度转变,由原来的“昏君”变成了现在的“明君”。日本历史教科书甚至评价称“纲吉政权的仁政”。曾两次谒见纲吉的德国医生恩格柏特·坎普法在《江户参府旅行日记》(东洋文库)中这样评价纲吉:“印象中他是一位英明的君主”。

打破戒律

冈山市教委在发掘调查中,从冈山城二之丸的垃圾场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江户时代的动物骨头。据冈山理科大学教授富冈直人的研究,这些骨头是野猪、家猪、牛、野兔、貉、狗、狼和獾等动物留下的。

很多骨头上都留有刀伤,显然是烹调过的痕迹,由此推断,这些动物肯定是被食用了。考虑到二之丸建有家老(江户时代大名的重臣——译注)的府邸,可以推断上级武士是大量食肉的。在明石城的武士府邸遗址也有同样的发现。看来当时禁止食肉大概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吧。

标题图片:1854年3月8日,海军将领佩里在横滨登陆。威廉·海涅绘制的大幅石版画。佩里在著作中记述了当时日本有很多野鸟(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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