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的讲演之旅——“对日新思维”,倡议创建“和解学”

政治外交

马立诚 MA Licheng

1946年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2002年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在国内外引起反响。他现居北京,继续从事各种政论活动。著述有《历史的拐点》、《交锋三十年》、《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科学出版社东京)等。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扭转潮流?

6月上旬,以《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提唱者而知名的中国作家马立诚访问日本,以东洋学园大学(总部:东京都文京区本乡)为第一站,开始了他在日本各地的讲演活动,以期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助推两国关系的改善。时常到访日本的马先生近年特别重视与日本年轻人的交流,6月12日他在日本大学文理学系的讲演中讲道:“今后中日两国关系还会出现波动,但从长远观点冷静思考,两国的和解会变得极其重要。”另外,他还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强烈呼吁,“今年是战后70年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两国都应立誓永不再战”。

今年68岁的马先生,赴日当天就病了,他是在接受针灸治疗的同时,完成每一天的演讲、欢迎会等日程安排的。马先生的此行,存在这样一个背景,即今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接见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的日本旅游业3000人访华团时表示,愿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发展。

马立诚曾经供职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习主席的讲话内容;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如此“厚待”日中关系新闻,可谓时隔已久。此外,这个消息在电视、互联网等国内媒体上也广为报道,实在让人对两国关系改善寄予了期待。鉴于习主席对日态度的软化,马立诚也期待日方妥善处理,就今年8月安倍首相将要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中介绍说,“习主席的讲话极其重要。中日两国应该鲜明地打出世世代代友好的旗帜”。

提倡“和解学”

马立诚此次还在日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有关创建“东亚和解学”的想法。其主要内容,是重新审视二战后包括日中韩三国合作活动在内的历史,就像德国、法国和俄罗斯那样——虽然曾经展开了不亚于日、中的激战,但最终成功和解,将构建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提升到学术水平,深入理解有关“和解”的方式方法。他在讲演中引用习主席的讲话,介绍了“和解学”的指导思想,“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任何国家企图以暴力实现自己发展目标的尝试最终都遭到了失败”,强调了和平、反省和宽容这三点的重要性。

“和解学”从今年开始倡导,7月中旬,他在“共识网”上以《中日和解是对二战结束的最好纪念》为题再次发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方面也与之呼应,《读卖新闻》大篇幅介绍称,马立诚的论文,以理性的姿态向中国社会发出呼吁;与《读卖新闻》同一系统的杂志《中央公论》则全文刊载了该论文的日译文。

2002年,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其“日本已多次道歉,中国应推进构建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等主张,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反响。他表达了对日方立场和努力的理解,并试图客观分析两国关系,而这种真挚的态度,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上遭来一片“汉奸”的怒骂之声。后因谨慎的应对而躲过了这种攻击,并在此后的10多年里,逐渐获得了来自政府领导、经济界人士和有识之士等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其中,原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还给他寄来亲笔信以示支持。2012年,马立诚出版了《仇恨没有未来》(2014年,日语版,岩波书店),对“新思维”之后的情况作了综述,在第11章《3・11大地震拉近了两国的距离》里,对构建新的日中关系给予了期待。在此次的一系列演讲中,他也再次介绍了“日本政府曾25次道歉”这个中方对日本的理性评价,并对日本人发出有必要改善两国关系的呼吁,称“中国和日本是无法搬迁的邻国,也不能在其家门口砌一堵墙”。

不过,虽然马立诚在2012年还出版《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并被高度评价为“现代好书”,但作为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作因其内容而无法在香港发行。但是,马立诚在演讲中反复希求人们对中国国情给予理解,他说:“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今天能够来日本,这样在大家面前讲演,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进步吧。”

与学生对话

在日本大学文理学系的讲演会上,马立诚和学生们进行了直接的问答交流。

马立诚此次访日期待极大的,是和日本青年的直接对话。6月12日在日本大学文理学系(東京都世田谷区)的演讲中,他先讲了一个小插曲——在静冈大学,学生对他说,“中国很可怕”、“什么时候会攻打过来”,他问大家:“中国可怕吗?”接着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国内有识之士的想法及行动,最后,他不忘再度耐心询问学生们说:“听了我的话,你们还觉得中国可怕吗?”

下面是马立诚和学生对话的主要内容。

媒体的重任

问(1年级女生):问卷调查显示,不喜欢中国的日本人超过了90%。日本人对中国的厌恶感,一部分大概是源自电视等媒体的报道,让人们形成了一种负面形象,引发了愤恨抵拒之情。虽然我想有关中国的好的事情也是报道的。中国的媒体在报道日本时,是不是也坏事说得多好事说得少呢?

 中国和日本的媒体有着同样的毛病。有些中国媒体每天都在骂日本。小事小骂,大事大骂。日本的媒体也一样,反韩反中。据说书店里充斥着“濒临崩溃”、“为什么崩溃”“如何崩溃”之类鼓噪中国崩溃的书籍。

互相激发民众的厌恶情绪——在这个问题上,两国媒体都有严重的责任。我感觉媒体的这种做法不大好。

所以,中国游客来日本旅游后发现,实际上日本和看了国内报道后想象的情况不同,“繁荣、清洁、礼貌、文明、秩序、精细,这就是当代日本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

中国人中流传一句话:凡是到过日本的人,对日本看法就变了。你们认为如何?

历史教育的弊病

问(三年级中国女留学生):除了媒体宣传外,还有教育的问题。中国大学的历史课,教材都是涉及战争的。大篇幅地讲授战争,对战后问题则言之甚少。我们必须认识到“充满仇恨的教材是没有未来的”。

 我完全赞同这位同学的意见。教育也好、媒体也好,存在着各种问题。中国的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我非常清楚。日本的教育也同样有问题。

在中国,特别是对日本战后的新面貌,日本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真正帮助等,没有丝毫的介绍。很多中国人对什么是政府开发援助(ODA)也一无所知。

日本政府援助中国的项目多达160项,比如每天乘坐的北京的地铁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日本援建的。

这方面还是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众所周知的中国的抗日电视剧,从早到晚地放个没完。据说多达300部的抗日剧都与史实不符,胡编乱造的很多。

播放这样的内容,无异于播种仇恨。在中国国内演讲时,我也同样和人们讲今天我在这里说过的话。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应在中国播放更多的日本当代电影、电视剧,让中国人来看。因此,电视连续剧《阿信》、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以及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等在当时大受欢迎,无数中国青年成为高仓健的粉丝。这些电影、电视剧巨大地改变了日本和日本人的形象。

“高仓健,好帅,日本演员真棒!”——就这样,过去中国人在电影中看到的日本的凶残野蛮的侵略者形象以及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可是后来又怎样了呢?20年来,中国没有引进日本电影。因为在中国国内看不到日本电影,有些年轻人还误解为“日本已经不拍摄电影了”。

我非常喜欢《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这部日本电影。拼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今天的现状。完全就是那种情形。那么感人的一部电影,如果在中国上映,那么我想人们对日本的认识将会有更多的改变。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关部门的政策存在问题,我觉得应该改善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这个提倡对日新思维的人,今天来到日本,并能在日本的大学里演讲,为此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进步吧。

日中关系有解决之策吗?

问(三年级男生):关于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存在这样一面,即当国内政治不稳定时,中国就会打中日关系这张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并非想解决问题,而是含糊其辞,以便于用来维护国内政治的稳定。

 中日关系今后也还会有大大小小的波动,今天的讲演,是以长远观点,从50年代的毛泽东到现在的习近平主席,谈及了各种各样的话题。

中日关系即便会有波动,我们也必须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做冷静的思考。我认为重要的是“中日需要和解”能够成为一种主流认识。

在刚才的演讲中我也介绍了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当时针对中日关系的讲话。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他们的讲话中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强调了中日关系以及和解的重要性。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中国和日本的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在座的同学,在和中国朋友交往中,可能会听到“我的祖父被日军杀害,祖母的亲友惨遭杀戮”这类话题。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再过30年,这种情况会变得好一些。30年,不过就是一瞬间。

我想这样一来也将对中国政府形成巨大压力。

不是要你们这些年轻人去背负祖父祖母一代人的所作所为。因为和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历史上战争的责任强加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标题图片:马立诚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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