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年与日本

辛亥革命和日中关系

政治外交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中国来说,日本既是“近代智慧”的源泉,同时又是流亡者聚集的“革命摇篮”。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在动荡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日本也复杂地、多样化地参与到了这场革命之中。

19世纪的日中关系

江户时代的日本,对外贸易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通过长崎与清朝和荷兰交往外,还通过对马与朝鲜、通过萨摩藩与琉球及清朝的福州、通过松前藩与阿依努族、通过通古斯民族与清朝等进行交流。清朝以朝贡形式和周边国家开展贸易,但与欧美各国的贸易,18世纪则仅限于在广州一个港口进行,此外在沿海地区的其他一些港口开展被称为互市的贸易。日本和清朝,在台湾的郑氏政权灭亡后,清朝商人前往长崎从事贸易活动,最多的时候,有数千来自清朝的人们居住在长崎,他们从日本进口铜、海产品,日本也从清进口砂糖、奢侈品等物资和文物。

但是,这种关系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因鸦片战争等的失败,开放了沿海港口;1859年,日本也开放了长崎等港口,于是中国商人从长崎进入神户、横滨、函馆等日本各地,将海产品等直接带回中国。同样,在日本,长崎奉行(行政首脑)、函馆奉行等也探索不通过中国商人或欧美人,将日本商品直接带进上海的途径。高杉新作乘坐的千岁丸也是以此为目的而派遣的。


明治时期的长崎港 (照片提供: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

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日本和清朝签订了《日清修好条约》,这虽是两国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但从条约谈判过程和具体内容来看,清都占据有利地位。尽管明治维新不久被定位为成功事例,但至少到西南战争、松方财政改革时代,清、朝鲜都认为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样性急的改革,反而会招致混乱;而且,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海军实力也可看出,与日本相比,清占有绝对的优势。在1886年处理北洋舰队水兵引发的长崎事件过程中,日本的外交姿态,如实地反映了其弱势立场。

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有台湾,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同样的条约和特权。而且,正如陆奥宗光外务大臣评价这场战争为“近代的日本和传统的清”一样,在国民意识中,对清的优越感趋于强烈。同时,清也掀起了要求建设明治维新式近代国家的运动。

作为“近代智慧”源泉的日本

蒋介石入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战炮兵第19连队时 照片提供:国史馆(台湾)

明治时期日本有选择地从欧美吸收的知识,通过书籍、留日学生等,也介绍到中国。并不是没有从西方直接传到中国的“近代智慧”,但通过日本传入的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源于中国的古籍、作为西方语言的译词而重新出现的“革命”、“社会”、“经济”等日语词汇,至今仍在中国使用。不过留学生对“日本本身”怀有怎样的感受,是另外的问题。他们大概面对只有在中国古籍中才看得到的日语词汇,油生怀旧之情;对诸如生食鸡蛋、在浴池中将裸体暴露于他人面前等异国文化,抱有忌避之念吧。

清朝在20世纪初期决定采用立宪君主制,在制定制度之际,参考了日本的天皇制。1908年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参照《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皇帝的权限。另外,留学生们还在日本吸收了共和制、社会主义思想等诸多政治思想。

从日本带去的不仅仅是政治和思想。每天都有数十名军事留学生来日,在陆军和海军中学习。无论是发动辛亥革命的新军,还是遭到镇压的清政府军,两军都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蒋介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也在新潟县高田的第13师团,是在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紧急回国,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的。日本起到了向中国提供作为近代国家的、或者说是近代社会 “智慧”的作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思想以及围绕改革的思想。

作为“革命摇篮”的日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众多由清朝等亚洲各地逃亡而来的革命者聚集到日本。在中国,反抗清朝统治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们,虽然也可以逃进租界或租借地,但清政府可能会要求引渡或派出刺客,因此他们飘洋过海隐藏到日本等异国他乡。特别是长崎,起到了上海的内客厅作用。两个城市间不仅有客轮通航,交通方便,而且铺设有海底电缆,可以迅速得到来自中国的信息情报。同时,流亡者们在日本开展了有组织的宣传和筹资活动。日本政府虽然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并留下了大量的纪录,但很少对他们进行逮捕、拘留和引渡。

宫崎滔天 (照片提供:国立国会图书馆)

孙文也不例外。和蒋介石、周恩来等日本留学者不同,孙文不是来日留学的。而使孙文一举名扬天下的,是流亡英国时遭清朝驻英使馆抓捕囚禁事件。九州的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以《幽囚记》为题,用连载形式刊登了宫崎滔天翻译的孙文本人用英语记述的《伦敦蒙难记》,从此孙文的名字在日本和东亚开始渐为人知。其后又通过宫崎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及其章士钊的中文编译本《孙逸仙》,进一步使孙文名扬东亚。此外,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民报》等展开宣传活动,以日本为据点的活动、源于日本的信息,在孙文的革命活动中极其重要。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压制,特别是国民党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的暗杀引发了二次革命,结果遭到袁世凯的镇压,孙文败走日本,并在此后的数年中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孙文与宋庆龄再婚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近邻,物价便宜、信息丰富,而且有众多的华侨和留学生,因此成了中国的革命党人再好不过的避难之地。

辛亥革命

就这样,日本和波澜壮阔的中国政治结下了深深的渊源,即日本也复杂地、多样化地参与到辛亥革命之中。辛亥革命用辞书方式可整理归纳如下: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武汉的一部分)发生军队叛乱,长江以南为中心的各省藉此宣布从清朝独立并于1921年1月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之后通过和清朝的交涉,清朝皇帝于2月退位。

长达2千年之久的帝制就此瓦解,共和制的国家在中国诞生。但是,取代临时大总统孙文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虽然一旦同意了共和制,却对委以议会强权的《临时约法》,即相当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规定表示了极大不满,并且暗杀了以争取议会第一大党为目标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结果,虽然中国再次掀起反袁高潮,然而,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却支持袁世凯并给予贷款,同时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美国在议会开设后予以承认)


袁世凯 来源: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China Revolutionized)(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麦利尔出版社,1913)

要说辛亥革命的原因何在,不能单纯解释为是由于孙文等的革命运动。第一,是清政府中央集权政策下造成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围绕铁路的国有化,清朝因战败造成的巨额赔款,欲将铁路铺设和运营均委以列强,此事遭到地方社会的强烈反抗。第二,清朝虽然将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国家作为目标,但结果却暴露了它以“立宪”为名维护满族特权及帝制的目的。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也对过度的满族主导下的立宪表示了不满。这样,在灭清这一点上,聚合了多方势力。第三,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势力,将支持者扩展到在长江流域的地方精英及军人当中,由此导致武昌起义,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在上述多方面的背景下,形成了打倒清朝的共识,将清逼上了灭亡之路。然而,清朝的版图在五族共和之名下得到维持,清朝皇帝依旧居住在紫禁城,皇族的地位也得到一定的保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清朝的体面。从北京的朝廷以及袁世凯的逻辑来看,它还具有一种从清政权向袁世凯“禅让”的意义。

当初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对刚发生了大逆事件的日本政府来说,其冲击力是不难想象的。然而民间则存在着赞成和反对的两种意见。辛亥革命后不久过访上海的与谢野铁干和晶子夫妇,在《来自巴黎》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书中写道:“此次的革命军,适逢世人厌倦了北京的政治这一大好时机,由此逐渐形成一股意外的势力;从实力上来说,只不过犹如西南战争中鹿儿岛私学校的学生们在各地兴风作浪而已。”大隈重信也持同样的批判态度,他在《中央公论》(1911年11月号)中说:“孙?不足道。对孙的评价,还有我对革命派,都已经厌烦了。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是明摆着的。”三宅雪岭也在同一期杂志中表示:“孙最终成为英雄还是凡人,就看今后的事态发展了。”虽说孙文还身在海外没有回国,但可以看出日本的言论并非是一致支持孙文的。

梅屋庄吉夫妻和孙文(小坂文乃藏)

如人们所知,日本有众多革命运动的活动家对孙文等的革命活动展开了支援。宫崎兄弟、山田兄弟、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梅屋庄吉等,他们的名字举不胜数。孙文也在《建国方略》中,列举了支援革命的日本人,它作为“日中友好的象征”,至今仍在传述。但必须留意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经济界的主流担忧革命引起经济活动的混乱,因而也期望社会政治的渐进性变革,没有对革命本身进行支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很多人都不受政府和经济界的主流动向左右,面对中国,以自己的思考采取行动,向本来属于少数派的革命党人、改革派组织伸出援助之手。这种日中关系的多样性是极为重要的。

此后,孙文在日本声望渐高,但这不如说是因孙文作为受袁世凯打击的“悲剧性英雄”的定位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赞颂的“革命之父”、“国父”的影响而使然。同时,日本在南京成立的汪精卫政权,也同样将孙文称颂为“国父”;战后,在“革命史观(重视革命的历史观)”盛行之中,作为革命家的孙文得到肯定的评价,这些都影响了日本的孙文观(对孙文的认识和评价)。我们可以从这一时代的评价和其后的评价中,看到许多分歧之处。

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

事实上中华民国的诞生,并没有为中国与欧美以及日本等的国家关系带来巨变。义和团事件后,列强基本上互相承认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特权,欲通过为清提供借款确保各方权益,顺利开展通商活动。在这一点上,列强出于不希望中国出现混乱的意图,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当宣布从清独立的各省聚集于南京时,英国出面在两者间进行了和平调停的斡旋。而且,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希求一个能稳定中国的“铁腕”型领导人。而被认为最适合这一角色的,那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强大的北洋军的首领,而且有推进清朝国家近代化的官僚阶层作后台。列强为此给袁世凯以巨额贷款,予以支持。孙文似有考虑,想利用辛亥革命一举解决和列强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要获得列强对政府的承认以及贷款等支持,就不能与列强莽撞对抗。因此,中华民国全盘接受了清朝和列强签订的各种条约。袁世凯在继续任用清廷官僚的同时,自己在慈禧太后中意的中南海里执行政务。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但它并没有令政治、社会、经济等发生显著变化。“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力,无论在内政还是国际关系上,都是相当有限的。

革命的继续和日中对立

大隈重信 (照片提供:国立国会图书馆)

袁世凯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支持,他虽然一度支持《临时约法》所倡导的共和制,但是担忧成立了强大议会,会限制自己作为总统的权限,于是暗杀了成为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年轻领袖宋教仁,并将议会置于自己的统管之下。这种状况招致了人们的极大不满,由此发生了二次革命。此时,袁世凯方面以日本有支持叛乱军趋向为由加强了对日批判,进而在南京还发生了日本人受到镇压叛乱的张勋军队的暴行,即所谓南京事件。之后,袁世凯控制议会,不断要求给予大总统以更多的权限,并策划自任皇帝。因袁世凯称帝而引发的不满日益强烈,由此导致了三次革命(护法运动)。袁世凯在强烈反对之下,被迫取消称帝,之后在失意中死去。

从1912年持续到1916年的袁世凯政权,对日中关系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机。日本民间虽然出现了支持革命的机运, 但是政府和西方列强步调一致,一直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政权给予支持,经济界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重信内阁于1915年对袁世凯提出了《21条》的要求。这不仅是一种无视与列强协调合作的行为,还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抗。日本强行要求袁世凯政权接受21条要求,袁世凯也不得已接受了。由此,中国在反袁的同时,对日批判变得坚定不移。尽管日中之间其后摸索着各种绥靖政策,但是,这个21条被赋予了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这一历史地位,日本就此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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