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防卫政策与日美同盟的发展

2010年防卫大纲：构筑机动防卫力量

《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防卫大纲），在分析基本形势的基础上，确定防卫力量的作用和自卫队基本兵力的构成，是日本国防军事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迄今在冷战时期的1976年、冷战结束后的1995年、9.11恐怖事件后的2004年共三次制定和修改了防卫大纲。最新的防卫大纲是2010年12月制定的《平成23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2010年防卫大纲）。

在2010年防卫大纲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构建机动防卫力量的目标。具体明确了以下方针。“从平时开始，适时适当地进行情报搜集、警戒监视、侦察活动，明确显示我国的意志和高度防卫能力，这将有助于我国周边的稳定，并成为提高遏制力可信度的重要因素”，“有必要重视着眼于防卫力量运用的机动遏制力”。而且，凭借高度军事技术力量和情报能力，“构筑具有应急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及多重目的的机动防卫力量”。

介于平时与战时之间的“遏制”

理解机动防卫力量的一个要点是，基于“围绕领土、主权、经济利益等，未达到武力纷争程度的对立、纠纷，即灰色区域的纷争有增加趋势”这一认识，在2010年防卫大纲中，对防卫力量的作用没有采用“和平时期的遏制”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这种两分法。在当今世界，日益推进着诸如反恐、崩溃国家重建和平行动、应对海盗的海上巡逻等，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活动。可以说，介于既非和平又非战时的环境中，虽然火药味不那么浓烈，但需要长期不断继续的活动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与防备突发事件的遏制力相比，为进行介于和平时期与战时之间的日常性和持续性的活动，更需要完善的是“机动”防卫力量。2010年防卫大纲明确向机动防卫力做出方向性转变，就是立足于这一形势的变化。

2010年防卫大纲，将防卫力量的作用明示为“有实际效果的遏制及应对”、“进一步稳定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改善全球安全保障环境”三点。所谓机动防卫力量，就是为了在以上各个方面积极运用防卫力量。因为这里提出了机动遏制这一新的概念，所以，特别是对“有实际效果的遏制及应对”这一点，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说明。

在日本周边地区，一般认为产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下降，然而，与此同时，军事活动又非常活跃，现实中东海存在着摩擦的主要因素。这些军事活动与传统的遏制概念中的攻击性行动明显不同。因此，为应对这些情况，有必要重新定义“遏制”这一概念，机动遏制即是为此提出的一个方向。

遏制论，是基于冷战时期为防止“冷战”变为“热战”，即由“和平”变为“诉诸武力”这一认识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将遏制力失败的情形界定为：①敌方采取了试图在对手措不及防之中改变现状并使之成为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战略；②试探发动遏制力底线的探索活动。

所谓“机动遏制”，正是在上述难于区分“平时”和“战时”情况下，以遏制传统“遏制理论”无法应对的“既成事实战略”和“试探底线行动”为主要目的的。具体而言，包括警戒监视、情报搜集、训练演习活动以及国际维和活动等，通过实战运用，昭示在时间上和地理上都无机可乘，从而使对方国家放弃行动打算，这就是机动遏制的目标。

这种机动遏制和机动防卫力量才是今后加强日美同盟的关键。

从深化日美同盟到日美机动防卫合作

日美同盟是支撑美国介入亚洲的重要基础，该同盟自形成以来从冷战时期至今，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在亚太地区，金正日总书记去世后，朝鲜半岛前景难测；中国等新兴大国经济高速发展， 被称为“势力的转移”正逐渐产生，因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越加突出。

特别是，不仅要处理好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和驻日美军基地与当地的关系等日美两国间时而发生的问题，还要根据日美的战略变化和近年来日美合作的实际成果，从中长期角度推进政策协调，其中包括处理解决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保障的课题，这是提升日美同盟战略重要性所必不可少的。

在2+2会议上确认的日美防卫合作共识

作为成果之一，是2011年6月21日召开了时隔4年的由日美外长防长出席的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所谓的2+2会议），在联合发表的文件中，提出了共同战略目标，同时再次确认了深化和扩大日美安保、防卫合作及认真落实2006年计划进程表中涉及的驻日美军基地的重组方案。

特别是其中的共同战略目标，是以2010年防卫大纲和之前美国发表的《4年国防评估报告》（以下简称QDR2010）的共同认识为背景的。如前所述，2010年防卫大纲，抛却和平与战时的二分法思维，打出了构筑机动防卫力量的新概念。QDR2010中，也表达了同一种认识，即“未来的战略环境，在非战争非和平的灰色区域内的课题将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在遏制问题上，指出为达到遏制目的坚持开展日常性的活动极其重要，可以说日美间在机动遏制性活动的重要性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

自卫队与美军合作可取得的效果

如此分析，很自然地可以认为，今后日美同盟向纵深发展时，与日本构筑机动防卫力量同行并举，推进机动灵活的日美防卫合作极为重要。就是说，在平时与战时的中间领域重视自卫队和美军的积极活动，推进日美防卫合作，以此可以期待发挥出与机动防卫力量的相辅相成的效果。因为，在前面提到的2010防卫大纲中阐述的防卫力量的3大作用，通过自卫队与美军积极活动并加强合作所收到的效果将是非常巨大的。

例如，在“实效性的遏制与应对”方面，通过设施的共同使用、共同训练和演习、警戒监视，强化基地的牢固性、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力、实战能力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并充分明示遏制及应对能力，有望通过日常持续监视收到机动遏制的效果。此外，继2004年苏门答腊岛海啸灾害之后，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都充分展示了各自极高水平的抢险救灾能力。以日美这种高强能力为中心，通过同周边地区的灾害救援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进一步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就这样，在机动方针的指引下，加强日美防卫合作，在今后亚太地区安保问题上，日美同盟发挥的作用将具有重大意义。

今后的课题：美国的军费削减与应对A2/AD

众所周知，目前美国正欲削减国防开支。特别是因为在11月的规定限期内特别委员会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根据2011年夏天通过的预算管理法，国防费用总额很有可能在今后10年间将被削减近1万亿美元。在考虑今后日美同盟问题时，美国削减军费问题是不可避而不谈的，但从结论而言，这给亚太地区安全保障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会太大。

即使削减军费，亚太地区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

首先，此次即便强制实行军费削减，它与美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削减军费相比也属于小规模。根据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报告，美国的国防费用在朝鲜战争后削减了31%、在越南战争后削减了28%、在冷战结束后削减了31%，而此次即便强制执行削减，削减率也只有17%，如果不实行强制削减，削减率则只有8%左右。

其次，美国的军费从9.11恐怖事件前的3500亿美元，成倍提高到了今天的7000亿美元水平（不考虑物价变动因素的名义数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激增期间，美国的战略优先点是“反恐战争”，重心不在亚洲。但是，2012年美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指针》明确提出，现在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亚太地区。这一方针将多大程度反映在现实资源分配上，有待对2月6日发表的2012财年国防预算案及议会讨论通过后的国防预算进行详细分析。但是，考虑到军费预算扩大时期被排在次重要位置的（亚太）地区，在军费预算紧缩的现在，被排上了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不必对形势悲观失望。

第三，是在国防费用扩大的10年间，美国的许多装备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空军已经完成了F-22和C-17飞机的采购。海军正在建造F-18E/F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攻击机和大量的阿利-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海军陆战队完成了MV-22鱼鹰式倾转旋翼机的开发。今后，F-35的开发能否顺利进行还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但10年来美国筹置的这些装备，将对今后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发挥巨大作用。

如果说有值得担心的因素，那就是因战略冲击造成的优先顺序的调整。例如，上述的《国防战略指针》中称，“从西太平洋及东亚到印度洋及南亚地区，不断创出一个变化万端且课题与机会同在之弧”，可以认为这句话是2001年版QDR中提出的“不稳定之弧”的复活。实际上，在2001年版QDR发表前不久发生的9.11恐怖事件之前，当时的美国布什政权与现在的奥巴马政权一样，打出了“重视亚洲”的战略。但当时的9.11事件促使美国调整了战略，所以应考虑到如果发生同样的战略冲击，那么战略重心的调整是完全有可能的。

驻日美军基地的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在考虑今后日美同盟作用时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这一地区，特别是针对中国正在加强的所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A2/AD能力），即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或潜艇等阻止美军活动的能力，应该如何应对。对此，作为A2/AD环境下的综合作战概念，QDR2010提出了美军将构筑“海空一体战”的构想。而且，作为包含此项内容的作战方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联合作战介入理念”，并于2012年1月正式公布。

为构筑A2/AD环境中的作战理念，驻日美军基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在A2/AD能力范围之内，它在对抗A2/AD能力的同时，为美军在战区的展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后美军仍然希望日方保持作为前方基地的重要地位，这在QDR2010中也有明确的表述：“前方部署及轮换部署的美军今后继续是有效且必需的”，“我们不能到了需要的时候再去单纯地“激增”信赖感和联系”。当然，为了在A2/AD环境中使前方基地继续有效，有必要提高应对A2/AD攻击的坚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日美防卫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