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力下滑”之争与“宽松”教育

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是日本“失去的10年”。随着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破灭，再加上财政政策失误等因素，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的状态。银行、证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引发了金融动荡。众多企业破产、员工被解雇、金融机构清算停业或兼并重组等现象层出不穷。

正式员工减少，合同工增加。年轻人中“飞特族（靠打工、兼职等维持生计的人——译注）”和“尼特族（不读书，不工作，不接受就业培训的群体，啃老族——译注）”急剧增加。“飞特族”在2001年达到了417万，而“尼特族”的规模在2000年扩大到了75万人。社会正向少子老龄化迈进，中老年人为晚年担忧，年轻人也对未来充满了不安。

日本经济1955年后取得了高速发展并于70年代进入了稳步增长期，而80年代的泡沫经济可谓是发展终结前绽放的镜中之花。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被称为“Japan as number one”，人们过度相信日本体系，完全沉溺于自我膨胀与穷奢极欲之中。随着这种泡沫经济的破灭，维持了多年的经济稳步增长也就此宣告终结。

日本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和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即所谓的东西方冷战。日本因加入了美国阵营而受到其保护，省下了大笔军备费用，得以专注于经济发展。

然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东西方冷战也走到了尽头。世界格局出现了新的演变，人们开始就全球化趋势和国际竞争力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工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向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转移，进而朝着信息化社会的方向迅速发展。

在这个“失去的10年”结束之际，教育界出现了一次大争论。这便是“学力下滑”之争。

 “学力下滑”之争

“曾位居世界顶尖水平的日本儿童和大学生的学力，出现大幅下滑”。据称这是文部科学省（文科省）实施“宽松”教育的政策性失误造成的。

当时，即将于2002年正式实施的教学指导大纲，成为了争论的直接导火索。该大纲的主要内容包括引入学校双休制、将教学内容减少30%以便为孩子们创造“宽松”环境等。然而，人们普遍担心这样做会进一步加剧孩子们的学力下滑问题。

这场争论与过去围绕教育问题的各种争论迥然不同。此前，反对文科省政策和教学指导大纲的主要是日本教职员组合（简称日教组，日本教职员工会——译注）和社会党、共产党等“革新”派的学者和文化人士。因此，争论核心主要是中小教育一线的问题，参与争论的学者主要是教育学相关人士。

但这次却首先从大学教育一线燃起了硝烟。而且，点燃争论火种的既不是教育学者，也不是文科教员，而是理科和数学方面的教师。

1998年、99年，日本数学学会在日本一流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等）的大学生中实施了中小学水平的数学（算数）测试，结果可谓惨不忍睹。他们将其原因归咎于大学方面的问题（包括私立大学减少高考科目在内的高考简易化问题和基础素质教育的缺失）和文科省“宽松”教育的问题。数学以外的其他理科教师和补习学校也拿出了证明大学生学力下滑的数据。 

出版过大量高考参考书的和田秀树始终对“应试教育即万恶之源”论持批判态度，并一直谴责文科省的“宽松”教育政策。这场争论，迫使日本对未来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少数精英主导的国家，还是基于强制力的大众应试竞争社会）。和田指出，美英两国在80年代实施教育改革，扭转了以往的“宽松”教育政策，他批判日本的“宽松”教育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此外，他表示学力的下滑将导致日本科技立国之基础的崩溃。

让我们把话题从大学转向小学及初中的义务教育以及高中上来。在首都圈和大城市里，私立的初高中一贯制中学和小升初升学补习学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令那些就读于直接受到“宽松”教育影响的公立学校孩子们的家长深感惶惑不安。

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并非教育学者。教育社会学者苅谷刚彦（时任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是一个例外。他不仅揭露了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关联性这个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问题，还在这场争论中，依据显示初、高中生学习时间减少的调查结果，揭示了孩子们的厌学问题，指出“宽松”教育的两大支柱——“教育的多样性”和“自我责任”将有可能拉大阶层之间的差距。

另一方面，文科省方面的一些因素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热议的原因。因推进”宽松”教育和废除民间机构的学力测试而成名的“偏差值（标准分数）先生”——寺胁研，当时作为文科省的政策课长，对“宽松”教育给予了全力拥护。寺胁没有采用传统的官僚答辩方式，而是亲自定夺直接了当地陈述了文科省的想法。我们由此明确了许多问题。其中，称“教学指导大纲是底线”的言论在教育一线引起一片哗然。而且这只是场面话，他还承认了“该大纲在实质上发挥的是上限的作用”。它让人看到了原本应是对等关系的文科省和各地教育委员会之间存在的“上情下达”这样一种体系问题。同时，上述“教学指导大纲是底线”的想法，成为私立学校宣传“公立学校接收低学力的儿童，私立学校负责精英教育”这种分工论的依据。

文科省的失败宣言与向摆脱“宽松”的转变

争论在2000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尽管最初的论点涉足面很广，但大部分人都认为学力下滑是一个事实，并将其原因归咎于80年代以后实施的“宽松”教育。

02年4月，众矢之的的教学指导大纲如期实施。但就在实施前的最后一刻，文科省发布了题为“学习建议”的紧急通知，大力宣扬“扎实的学力”和“提高学力”，其中已经看不到“宽松”的字眼。这事实上是文科省的失败宣言，标志着其政策的转变。至此，姑且有了一个定论，这场争论也趋向平息。从2012年度开始实施的新教学指导大纲中，增加了授课时间，并恢复了许多在之前的指导大纲中被删减的教育内容。

但是我认为，这场争论最终也未能明确“学力”的定义和现状，且未能拿出可以证明学力下滑的确切数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做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的结果显示，尽管03、06年日本学生的学习能力呈现出略微下滑趋势，但07年又有所上升。国际数学和科学教育趋势评测（TIMSS）结果也显示，尽管03年的成绩略微下降，但07年则停止了下滑。

那么，再让我们大致回顾一下这场争论。此次争论的特点在于，争论始于事实数据。传统的左右两派对立的模式已经破灭，凸现出过去在意识形态对立的背后隐藏起来的现实，并产生了力求立足于现实开展讨论的趋势。进而，包括围绕社会阶层差距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等当时小泉纯一郎内阁积极推进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功过而产生的意见分歧等在内，人们对日本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展开了讨论。

战后，教育问题从未有过如此广泛的全民热议。这并非一次单纯的教育争论，而是发生在时代大变革时期的一场考问时代、质疑社会的争论。

但是，在这样一场大争论中，为何“学力”和“宽松”教育变成了焦点呢？要分析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回顾日本战败后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经济高速增长与应试地狱

1945年战败后，日本社会百废待兴，被纳入美国阵营后，重建进展十分迅猛。自1955年起，日本连续20年保持了约10%的同比增长率。这段时期被称作“高速增长期”。尽管遭遇了73年和79年的石油危机，但75年至80年代泡沫经济出现以前，仍年年保持着约5%的同比增长率。就这样，日本的GDP增长到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位，迈进“富裕”社会。

得以实现上述发展的一个因素，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雄厚教育实力。“阅、写、算”，人人皆会。这种基础学力，在通过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追赶美国和西欧的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战败后，日本也根据时代的发展增加了教育内容，支撑了经济的发展。效率良好的“填鸭”式教育发挥了自身的威力。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教育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中升学率、大学升学率迅速提高。高中的实际升学率达到98%；大学升学率也达到了约半数，如果算上专科学校，则可达到约80%。毕业于好大学，进入一流公司，就能确保过上稳定而幸福的生活。其前提是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以工龄、职位次序增加工资——译注）制度的存在。这就是日本的“学历社会”。

如此一来，高考日益升温，并开始支配整个教育。高中教育变成了高考的预备教育，无数孩子在补习班或补习学校内熬到深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应试地狱”“应考战争”。这甚至还影响到了高中升学，高考升学率高的高中让考生趋之若鹜，引发了应考战争。在首都圈和大城市，60年末至70年代，为了防止中考竞争激化，政府实施了公立高中入学者学力均等化制度，以避免高学力的生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学校，但这却导致社会地位较高的家长们普遍对公立学校产生忧虑，进而推高了私立初高中一贯制中学的人气。结果，在首都圈和大城市，小升初阶段也爆发了应试战争。

后进生与教育环境的恶化

在这种考试战争走向白热化的同时，产生出“后进生”问题，出现了“7、5、3”这样的隐语。意思是：理解上课内容的学生，在小学生中占7成，中学生中占5成，而高中生中仅占3成。此外，校园暴力、恃强凌弱、拒绝上学等教育环境问题引起人们注目。

人们将学历社会和应试地狱视为引起上述问题的原因，并对“填鸭”式教育提出了质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70、80年代教育争论和教育改革的核心。“宽松”教育正是试图改善上述问题的产物，其初衷在于通过精选、削减教育内容，使学生们的生活空间更加宽松，减少后进生，解决教育环境恶化问题。此外，该政策还调整了高考形式，推进了高中的多样化，并通过增加选修课等方法提高了课程的灵活性。

不过，80年代的教育改革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力求顺应时代的变化。它着眼于21世纪的信息化社会，在学力上，重视未来的不同需要，力图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改革认为，这种学力不是以往追赶跟进中所要求的那种可通过“统一的”“填鸭”式教育而获得的能力，而是通过“体验式学习”和培养“解决问题”的本领而形成的“生存能力”（“自我学习、自我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新学力观”。80年代，当时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主导的临时教育审议会，这种讨论日渐热烈起来。针对上述问题的整体对策被称为”宽松”教育。

然而，改革却没有明确这种“新学力观”与解决当时学校的教育环境问题应如何衔接， “新学力”与以往学力之间的关系也含糊不清。最终，只能以重视“个性”、“选择”能力、多样性、“生存能力”等概念来敷衍了事。而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去开展教育等，也都不明不白，导致了教育一线的混乱。

人们面对这种“宽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勇于探求、重新思考，这就是始于90年代末的“学力下滑”争论。

大人对不思学习的孩子们的忧虑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孩子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性格也变得怪异。说得极端一点，他们开始不思学习，不再抱有理想，升学、工作意愿淡薄。“飞特族”和“尼特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出现了“学级崩溃”（指中小学无法维持正常的课堂秩序的状态——译注）的现象，学生在课堂上肆意妄为，不听从老师教导，无法正常上课，这样的班级开始增多。

孩子们之所以不思学习，是因为学历社会的崩溃。长期的经济萧条导致企业裁员动作越来越大，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开始瓦解。即使毕业于名牌大学，稳定而幸福的生活也未必得到保障。而且由于少子化，日本已经迎来了人人升大学时代。

如此一来，过去为人们忽视的学历社会和应试地狱时代的积极面开始显现出来。昔日大家都以“高学历”和考入“更好的大学”为目标而发奋学习，这就在整体上奠定了全球顶尖水平的基础学习能力，成功实现了追赶目标，GDP达到世界第二，获得了堪与美国和西欧匹敌的财富。

日本并非只是变得富裕了，重要的是实现了“全民中产社会”。由于GDP快速增长、财富的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尝到了其中的甜头。高中、大学的高升学率，使各个阶层的国民都在各自的层次上提高了学力。于是，国民之间没有出现很大的差距，都获得了彼此相当的财富，建成了多数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流”、具有一定平等意识的“全民中产社会”。正因为存在这种平等意识，得以将全体国民融为一体，“大家”同心合力共同奋斗。当时人们的座右铭是“和大家一样，不劣于众人”，其价值就在于“与他人不相上下”之中。

如今，上述想法已不复存在。GDP增长率长期徘徊不前，蛋糕变小了，围绕有限的蛋糕，争夺战变得激烈起来。过去那种全民中产的社会结构开始崩溃，差距不断扩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不再学习，失去了理想。“学级崩溃”、旷课生、“飞特族”和“尼特族”急剧增多。他们不像过去那样通过“暴力”、“不正当行为”向社会发泄沮丧情绪，而是把不满郁结在自己心中。这其实也是成年人们自身的状态。在成年人的社会中，“抑郁症”出现了蔓延趋势。

对孩子们学力下滑的忧虑，其实也反映了大人们自身的不安。这就使争论带上了歇斯底里般的语调和“忧国”的鸣响。由于不安情绪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使这场争论声势浩大，将全体国民卷进其中。

在这样的时刻，主张“重返过往时代”的呼声日见高涨，一种对往昔的怀念之情蔓延扩散。这是时代转型期常见的一种意识。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过去那种以学历和通过高考作为心理激励的方法之所以能发挥效力，是因为当时“贫穷”。它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发展，为我们获得追欧赶美所必需的“低水平”的基础学力（能力）发挥了作用，而如今所要求的，是完成追赶目标后更高层次的能力和生活方式。

诚然，现在我们更能理解学历社会和应试地狱所具有的积极一面。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彻底终结，成为了历史。我们已无法让时光倒流。

 “失去的20年”与成年人的“低学力”

了解上述情况后，我们就可以对“学力下滑”之争，以及为此受到追究质疑的“学力”和“宽松”教育问题进行思考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孩子们的学力下滑，而是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更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其原因不是文科省的“宽松”教育，而是更重大的、世界与日本整体的变化。或许我们应该说，由于实施“宽松”教育的目的在于适应这种变化，所以其方向性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它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才是“宽松”教育的问题所在。

第一，它仅仅是将追赶欧美时期所必需的学力与实现追赶目标后所必需的学力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并未揭示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后者包含了前者，并以前者为前提）。

第二，它没有指出：所谓学力，就是一种能力，需要一种超越过去较低水平的、相当高层次的能力，为此必须进行艰苦的磨练。此外，它未能理解到，这不只是单纯提高能力的问题，还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三，在笼括上述生活方式进行思考时可以发现，不仅能够开展相关教育的教师和成年人寥寥无几，而且甚至未能预测到这一点。

换而言之，问题不在于孩子们的学力下滑，而在于我们成年人自身的能力不足和生活能力的低下。孩子们的学力和生活方式不过是反映了成年人的“低学力”而已。

当今日本社会的问题在于：在实现“富足”之后失去了目标，看不到理想的社会蓝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具备的，是明示新目标并为此不断前进的能力。创造新的价值观，孕育新的社会目标及其组织原理、个人生活方式的能力。然而，我们成年人却未能形成这种生活方式，在心理准备和能力上都有所欠缺。

尽管“学力下滑”之争已结束10年，但我们的社会至今仍未找到未来，未找到新的社会蓝图和目标。上个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10年，被称作日本“失去的20年”。去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仿佛是在刺激一直处于彷徨状态的日本。作为这个国家的成年人，我们能否借此实现彻底的改变呢？

（注）政府机构改革后，文部省于2001年整编为文部科学省。本文统一称为文部科学省（文科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