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和历史教科书问题
被割裂的记忆:历史教科书与亚洲的战争

丹尼尔・斯奈德 [作者简介]

[2012.07.24]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العربية |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是否如同国外评论的那样带有爱国主义色彩呢?然而,斯坦福大学“被割裂的记忆与和解”项目组对日本、中国、韩国、台湾和美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全面比较后认为,上述普遍看法缺乏根据。

过去30年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及其在战争问题上的表述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争论焦点。对日本历史教科书持批判态度的日本国内及国外人士认为,日本的教科书在日本对挑起亚洲太平洋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日军对亚洲占领地造成的苦难,以及在与同盟国的战斗中犯下的罪行等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日本的教育部门通过审定程序来决定各个学校可以使用的教科书,并可要求出版社修改教科书的内容和表述,这正是体现日本的爱国主义倾向的证据。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被认为未向年轻一代正确地描述本国的过去。

上述观点并非凭空捏造。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尤其是有关对韩国的统治方面,未作详细阐述。同时,对战争期间日军掠拐强迫女性提供性服务,即所谓的“从军慰安妇”等更加微妙的问题,还存在回避、淡化的倾向。此外,由于来自保守的修正主义者及其政治势力的压力,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审定工作总是力图弱化有关日本侵略行为的表述。

但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APARC) “被割裂的记忆与和解”课题组,却从根本上颠覆了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一派胡言的看法。本研究由申基旭教授及笔者主导实施,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费时数年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从分析高中历史教科书入手,接着又验证了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作用,最后验证了在形成对于过去战争的认识上,精英人群所起的作用。该课题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采用了主要以中国、韩国,还有美国等太平洋战争主要当事国与日本进行对比的比较研究方法。

课题研究采用的验证方法

在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我们尽力避免偏重于异议较多、使用频率较低的教科书。研究的焦点集中于从日中战争开始至战后不久的一段时期(1931-51年),针对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美国各自的教育课程中使用率最高的高中世界史和本国史教科书,以及高考用教科书(为了重视精英人群的意见形成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小组翻译了这些教科书,并选出了包括卢沟桥事件和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在内的八个主要历史问题作为比较对象。基于这一研究,学者、专家和媒体首次对历史记忆是如何在教育课程中塑造而成的这一问题,得以做出实际比较。同时,除了日本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外,研究还扩展了人们对教科书在其他各国的作用之理解。(※1)

在教科书的选择上,课题组采用了两个标准。第一是尽量选择使用率最高的高中本国史和世界史教科书。对政府公布教科书使用情况相关数据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依据其提供的数据进行选择。直到最近,中国一直只允许一家单位出版教科书。此外,由于美国方面没有国家机关发布的数据,于是研究人员依照长期为全美高中制作、发放辅助教材的“斯坦福大学国际与跨文化教育项目(SPICE; Stanford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建议,根据出版社的数据和有关加利福尼亚州的教科书使用情况数据选择了教科书。日本方面,选择了在高中使用率极高的山川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尽管“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在国外备受关注,但由于它在日本学校的使用率远低于1%,所以未被列为比较分析的对象。

第二个标准是在可能获得的情况下,将与美国教育课程中Advanced Placement(跳级)水平教科书同等级的高考用教科书也列为了研究对象。这是为了将精英教育中使用率较高的教材纳入分析范围之故。美国方面,将美国史和世界史作为一组,选择了两组教科书。其中一组是普通班级使用的教科书,而另一组(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则多用于跳级水平班级。而对日本和韩国,研究人员则分别认定东京书籍出版社和韩国金星出版社(Keumsung Publishers)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相当于美国的跳级水平教科书。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注意到中国和台湾对教科书所做的大幅修订。虽然修订后的新教科书刚刚开始进入课堂,尚未覆盖所有学校,但中国和台湾的新教科书均对有关战争的表述做出了大幅的修改。课题小组翻译并节选了有关“新”、“旧”教科书内容,并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国内(地区内)比较成果。

日本的教科书重视事实,爱国主义倾向不明显

本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日本的教科书与亚洲及美国媒体所持有的共同印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岂但说是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认为它连激发爱国情绪的内容都是最少的。没有赞美战争,没有强调军队的重要性,也没有讲述战场上的英雄行为。省略了绝大部分故事性的记述,可以说犹如枯燥无味的编年史。

日本的教科书(描述满洲事变相关情况的书页)

日本的教科书采用了这种略为克制的论调谨慎编写而成。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露骨的解释,另外也是由于教科书的使用者是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即便如此,虽然比较间接,但日本的教科书依然传递出了明确的信息,即在亚洲发动的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产物,对美发动战争的决定是导致日本及其国民付出重大牺牲的惨痛过失。实际上,正因为存在这种基本论调,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们才自行编写了教科书,以图修正关于近代日本的所谓“自虐史观”。

与社会一般认识不同,日本的教科书没有回避部分最微妙的战争记忆。尽管广泛采用的教科书中没有对这些部分作详细描述,但包含有关于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表述。(※2) 同时,部分教科书中还有战时征用“慰安妇”,迫使她们在慰安所中提供性服务的相关表述,此外,对日本在占领区强征劳工的情况也有记述。(※3) 明显的欠缺则在于几乎没有提到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

历史教育承担的增进国民归属意识的作用

韩国的教科书(描述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经济情况的书页)

历史教科书原本就“承担着增进国民归属意识(identity)的作用”。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Peter Duus,他也是本课题研究小组的撰稿人之一。Duus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应在本国史中做出具有爱国主义表述这一使命,日本的教科书表现得最为克制。形成对照的,是其他大多数东亚国家都依照国家的学习指导大纲,将增进民族自豪感和国民归属意识作为了历史教育的基本任务。Duus指出,这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讲述的“战争故事”明显地只是以此为目的的。

强调民族自豪感有时会催生出怪异的扭曲。显著的例子便是韩国的教科书。高中生学习的有关战争时期的历史,全是人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经历和反抗运动。没有提到日本为发动战争而强迫朝鲜人从军且愈演愈烈这种大背景,即日中战争的胶着化及1942年后美国反击加剧等情况。另外,韩国的教科书几乎没有提及1937年爆发的日中战争和珍珠港事件,政府发行的主要教科书中对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也没有任何记述。

中国的教科书最具爱国主义色彩

中国的教科书(描述日中战争爆发情况的书页)

中国的教科书最具爱国主义色彩,而且是依据意识形态来描写战争的。10年前使用的教科书中,凡是关于战争的表述,必定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英雄式的抗日军事作战。很少提及太平洋战争和联合国发挥的作用。针对原子弹轰炸在终结战争方面发挥的作用只是轻描淡写,将毛泽东号召对日军发起总攻及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作为决胜因素。根据这种表述,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无视中国权利和利益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屈辱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使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恢复。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科书在2002年进行了大幅修订。修订版的教科书逐渐增加了关于本国的表述,在有关战争时期的叙述上明显加强了爱国主义倾向。旧版将焦点集中于国共内战,始终支持站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最前线的共产党的主张。新版则强调了整个国家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体感,弱化了国共内战的记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由于当时的战斗是国民党主导展开的,不方便详述,所以在旧版中弱化了这个事件,而新版则拿出大量篇幅,活生生地描写了日军的残暴行径。

台湾的教科书(描述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皇民化运动的书页)

过去长期使用的中国旧版教科书,始终坚守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结果,并将战争描写成了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拥护者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修订版则强调了国家对外国侵略的抵抗运动,抹去了绝大部分关于冷战的记述。比如,2002年修订版在记述日本走向侵略中国的过程时,大量引用了“田中奏折”作为表明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对亚洲抱有野心的证据。尽管这段时期日本确实对亚洲抱有侵略野心,但欧美和日本的近代史学研究认为“田中奏折”是一份假文件。

美国教科书中一并记载了有关原子弹轰炸的毁誉参半的评价

或许有人会觉得意外,美国的教科书中也存在着陶醉于战争胜利的表述。美国使用率最高的教科书“American Pageant”称,战争是促使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决定性转折点。书中表示,战前,美国人一直固守孤立主义,逃避外部世界,拒绝面对现实。然而,珍珠港事件后,他们意识到在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中不可能继续保持孤立主义。而且,美国人在经历珍珠港事件后凝聚力增强,加上与此同样重要的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反法西斯、反独裁政治和反军国主义的全球化战争赢得了最终胜利。

美国的教科书(描述珍珠港事件的书页)

美国的教科书明确地将日本视为贪婪的侵略者,并将美国描述为受到日本无耻背叛的无辜牺牲者。世界史的教科书则更加详细地记述了日中战争及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日美关系日益紧张等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背景情况。另一方面,主要的美国史教科书都存在忽视亚洲地区战争的倾向,称战争起始于珍珠港事件,终结于原子弹轰炸。但是,美国的教科书也在努力向学生传达围绕原子弹轰炸这一决定中所出现的赞成和反对这两种立场。这种一并记载毁誉参半的表述方式,在亚洲各国的教科书中则不曾看到。(※4)

美中教科书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

美国的教科书中存在着与中国教科书在方法论上惊人一致的部分,即强调是战争的胜利将美国推向世界超级大国地位这一点。这个“战争故事”称,尽管战争的胜利导致了美国与战后苏联阵营之间的冷战,但美国人意识到了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的危险性,决定要在与共产主义威胁展开新的较量过程中,充分利用已成为世界大国的自身之地位。

美国的教科书没有像中国那样露骨地使用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语言。但如同中国教科书支持共产党的胜利那样,美国教科书也支持本国的冷战政策。“American Pageant”在关于战争的描写方面,从杜鲁门总统与艾奇逊国务卿到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自由国际主义与保守派的介入主义之间都被表述为不存在任何矛盾。此外,和美国的大众文化几乎相同,美国的教科书也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赞誉为“善意的战争”。

内敛克制的日本教科书,“和平主义”扎根的反映

著名历史学家、日本近代史研究家Duus,将日本教科书的基调形容为“克制、中立、几乎无色无味”,与中国、韩国和美国在描述战争时的爱国主义激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那些将日本的教科书中使用率极低的修正主义式教科书的内容与普及率较高的教科书内容混为一谈的人们,或许会对此感到惊讶。

正如Duus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教科书中之所以没有赞美战争的表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输掉了战争”。(※5) 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即针对战后的日本将如何解释战争这一问题,日本的各种教科书尚未形成共识。中韩美三国国内在历史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较小,而日本国内至今仍围绕战争记忆形成问题进行着论战。针对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这一大多数国民的共识,至今仍存在着持有异议的势力的存在。即便如此,日本国内在关于战争的表述上,普遍将之描述成绝不可重蹈覆辙的军国主义破坏战争,而非抵抗欧美帝国主义的自由之战。

日本教科书在战争表述上的内敛正是战后和平主义扎下根来的表现。Duus称:“战争或许终结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屈辱和美国的孤立主义,但同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捍卫国家尊严这种日本人的幻想也就此宣告破灭。”

不同历史认识的和解之道

如上所述,如果考虑到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反映的战争描述,在性质上存在很大差异,那么我们也能明白主要的战争当事者为何对战争历史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了。这就为日中、日韩借鉴德法两国成功编纂通用教科书的案例而成立的双边委员会所做的努力泼了一盆冷水。然而,即便只是找出问题的分歧点,并发现彼此历史认识的差异,这样的委员会也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

APARC的研究人员认为,在战争问题上彼此相悖的历史记忆阻碍了各国的和解。但是,通向和解之路,又是通过认识被割裂的历史记忆而开辟的。申教授表示“各个国家去理解本国的记忆和归属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将是重要的第一步”。(※6) “被割裂的记忆”课题研究小组深切期望通过对日本及各国历史教科书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奠定实现长久和解的基础。

(原文英语)

图片提供: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1)^ 教科书节选内容的比较分析及包括中国、日本、台湾、韩国、美国的历史学者和教科书作者做出的注释在内的本研究结果,汇编在申基旭和丹尼尔・斯奈德编著的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中。第二阶段的有关电影在战争时期历史记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论文计划将由夏威夷大学出版部出版发行。关于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成问题的第三部分的书籍计划将由申和斯奈德合著。

(※2)^ Shin and Sneider, pp. 27–30.

(※3)^ Shin and Sneider, pp. 65–67.

(※4)^ Shin and Sneider, pp. 55–64.

(※5)^ Duus, in Shin and Sneider, p. 113.

(※6)^ Gi-Wook Shin, “History Textbooks, Divided memories, and Reconciliation,” in Shin and Sneider,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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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主攻美国的亚洲地区外交及安保政策、日本与韩国的外交政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史专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历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印度特派记者、东京特派记者、莫斯科支局长、圣何塞信使报编辑、专栏作家后,任现职。编著作品有Cross Currents: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Northeast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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