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催生的“怪兽”桥下彻

大阪市长桥下彻究竟是何许人也？日本所有媒体都试图弄清这个人的真实面目。是真正的改革者？还是希世的煽动者？他只是昙花一现？还是会爬上首相的宝座？由于他不同寻常的政治家形象，甚至有人称他为政界的“怪兽”。无论怎样，作为一个地方领导，这样的评价在日本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时刻意识到媒体报道

2008年2月，38岁的桥下就任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二的大阪府知事。自那时起，他就成为了新闻报道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直在关注和追踪桥下言行动向的记者，对于这个问题，我能够提示的一个答案就是：与媒体的关系。

在大阪市长选举和大阪府知事选举中，桥下徹（中央左）和松井一郎（同右侧）分别当选，与支持者们高呼万岁（2011年11月27日，图片：时事）

桥下常常说：“我是一个离了媒体就无法存在的政治家。媒体的各位如果无视我的存在，我也就完了。”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他时时刻刻都在留意如何让媒体报道自己，以此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2011年11月的大阪府知事、大阪市长的双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桥下坦言，当时做了“怎样才能让媒体关注自己”的周密策划，并坚决付诸了实施。

关于成为人们争论焦点的“大阪都构想”，我会在后面进行说明。不过在这一选举中，桥下表示要“借助大阪都构想让大阪获得重生”，他甚至辞去知事职位，甘愿降格转战大阪市长的选举，终于将反对构想的时任大阪市长赶下了马。而在知事选举中，他又将自己的心腹、大阪府议会议员指定为自己的继任者，在大阪导演了一出40年来的首次双选。

无论是知事选举还是市长选举，公明党之外的主要政党都成了桥下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桥下呼吁：“这场战斗是一场二选一的战斗，要么改变大阪，要么一成不变”，持续营造一种自己是改革派、既有政党和对立候选人是守旧派的印象。其结果，深谙选民早已厌倦了长期经济低迷和国政停滞的现状，把握了他们期待变革心理的桥下一方，成功地取得了选举的胜利。

看似小泉，并非小泉

双选结束后，桥下的向心力进一步提高。他明确表示，自己率领的地区政党大阪维新会（下面简称维新会）将参加众议院选举，而培养其候选人预备军的机构“维新政治塾”原本只招收400人，却有3326人蜂拥前来报名，最终接收了2045名学员，于2012年3月开课。计划在5次讲课过后，根据听课态度和选举资金实力进一步筛选出888人，并在7月以后安排他们进行街头演说等实战训练。把维新会视作威胁的民主、自民等主要政党一方面开始着手整备完善实现大阪都构想的法律，同时还在探索如何与桥下在众议院选举中进行合作。

或许有人会在桥下的身上看到日本原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影子。他曾高喊“摧毁自民党”，向反对自己的自民党候选人派出“刺客”（2005年8月8日,在参议院表决邮政民营化法案时,有37名自民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于是,小泉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众院选举,并向这些“反叛议员”所在选区推荐新的候选人。媒体于是把小泉推举的新候选人称为对付“自民党叛徒”的“刺客”。——译注），并于2005年8月毅然决然地举行了大选。两个人身上确实具备了太多的相似点：营造对立局面的选举战术、“一句话口号”的压倒性渗透力、以及催生出大量政治信徒的超凡魅力。

然而，小泉活在自民党传统的派阀政治中，是在“首相”这个政治家人生的顶点受到媒体的瞩目；与此相对，桥下则是从一个与政治无缘的世界里犹如电光般闪现，以媒体为生命线攀援而上。而最大的不同，是桥下还很年轻。他才43岁。

另外，小泉在历代首相中第一次采取了每天两次回答记者提问的采访方式。我在东京时也参加了他的记者会。不过问答时间每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最长也不过十分钟，采访半道收场也屡见不鲜。桥下的记者会也是每天两场，但他对记者的提问一直会应酬到底，有时甚至长达一个小时。至于每周一次另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例会，说上两个小时更是家常便饭。

相应地，桥下对于记者的报道方式极其执著。早晨，在上班的车里，他会浏览所有的主要报纸，晚上则会过目新闻节目的录像。根据内容他会就“错报误报”当即点名批判报道机关和记者，并在推特上加以反驳。

今年2月，有民主党干部在记者招待会上把刊载了不合自己心意的批判报道的报社拒之门外。桥下对此做出了这样的反应：“如果是我的话，会把那位记者请来，痛骂他一顿。”极我所知，对媒体如此欲无止境的政治家，无人可出其右。

“财政重建”——桥下剧场的首演剧目

在当选知事之前，桥下是一名律师，曾经以一头棕色染发和T恤加牛仔裤的形象出现于法庭。花哨的服装是他“给委托人留下强烈印象的经营战略”，再加上他在工作上的拼劲儿，在这个通常需要打拼十年才能自立门户的行业，桥下在律师注册一年之后，年仅28岁就开设了个人事务所。从此，桥下以擅长调停和解而驰名于律师业界。

他的卓越才能渐渐被人们所关注，于是桥下开始以评论员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没想到头衔和外貌的落差使他大受欢迎并迅速走红。大显身手的桥下被大阪出身的作家堺屋太一看中，便推举他参加知事竞选。这便是桥下进军政界的大致经过。

想要理解桥下，就有必要分析一下“生活在电视世界里”的经历。电视的特性是什么？桥下本人从实际经验中，归纳出“若没有绝对的特征便无法给观众留下印象”这样一个简要结论。电视评论员必须能够干脆利落地梳理评述各种复杂的现象，有时甚至需要用极端的言论调动起电视机前观众的情绪。发言需抛弃一切暧昧，完全简化成“非黑即白”，增加过激成分。桥下从政之后也沿袭了他在影视界里培养起来的手法，那就是政治和行政的戏剧化。“舞台”不仅仅是竞选，甚至扩展到了日常的会议和政策决定过程，把它们全都公诸于媒体，并且掀起赞成派和反对派的激烈争论，导演了一出出针锋相对的戏剧。

第一出 “剧目”是大阪府的财政重建。4年前，大阪府背负了近6万亿日元的债务，财政的僵化程度之甚，在47个都道府县中位居第二位。桥下走马上任第一天，便对大阪府政府职员当面训诫道：“大阪府是破产企业。诸位都是破产企业的员工。”他的这些话让媒体一哄而上，成功地将财政重建的必要性广泛传布于民众之中。

与此同时，桥下驳回了即将完成的2008年预算案，另施奇计，重新编制了一份从4月开始的时限4个月的预算，并决定在这期间制定出一份彻底的财政重建方案。

该财政重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约9万名大阪府政府全体职员的减薪措施，根据不同职位，薪水相应削减3.5%-16%，退休金的降幅更是跌破了5%，这在全国各个都道府县中是第一次。此举引起工会组织的激烈反抗，桥下于是把以往不曾公开的与工会方的谈判公诸于众。面对工会干部“（被这样处置）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的反抗，桥下回击说：“要是在民营企业，财政倒了，职员全都得开除！”他们的应答一经媒体报道，“支持桥下”这种占据了压倒多数的民众呼声，源源传到审议减薪案的府议会议员耳中。长期的经济低迷造成的严峻就业形势，使“旱涝保收”的公务员便成了众矢之的。桥下则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整个较量中占尽了优势。

高呼“解放奴隶”，给国家施压

让媒体如何报道？桥下的这种意识催生出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并推动了形势的发展。例如，国家直辖事业负担金制度。这是一种将原本应由国家负责的道路维修改良、河流的改造整修等一部分公共事业费用让地方自治体也共同承担的制度。然而在2008年之前，国家并没有出示费用的明细，因此地方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

桥下在2009年2月表示，暂缓考虑将负担金列入大阪府预算，随后即刻奔赴东京，与分管这一制度的负责人，也就是当时的国土交通大臣当面进行了会谈。在向媒体公开的并不算长的时间段里，桥下滔滔不绝地控诉：“地方犹如国家的奴隶！我们要求解放奴隶！”，他巧妙地借用“奴隶”一词将制度的问题所在昭告天下。紧接着，在一个月之后的政府委员会上，他又将国家比喻成索要高额餐费的黑心餐馆，严厉地批评道：“（国家）简直就是宰人的“黑店”。”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废除负担金原本不是什么新鲜课题，全国知事会早自1959年起就已向国家提出这个要求，但由于担心国家会因此缩减公共建设事业，这样的呼声也就没有形成气候。然而桥下的一系列言论一经报道，其他知事立刻群起呼应。来自地方的压力终于驱动了国家，2010年度开始，一部分制度得以废除。

桥下还咬住日本的教育委员会制度不放。面向中小学生的2008年度全国学力测验的成绩，当时只公开到都道府县级，对各个市町村和学校的成绩，教育委员会则以“会产生排名”为由不予公开。身为7个孩子的父亲，桥下以家长的身份参加了一档广播节目，在节目中，他说道：“教育委员会那帮混蛋竟然说不公开成绩！向这群人强烈抗议，用不着顾虑！”接着，在媒体记者面前他又大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部门文部科学省是“一群傻瓜”。“混蛋”“傻瓜”这类不雅之词通常不会出自一个政府官员之口，桥下的发言无疑令舆论一片哗然。然而，他要求信息公开的主张主要引起了家长们的共鸣，教育委员会被迫妥协，到了第二年度，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在大阪府内，各市町村的测验成绩原则上得以公开。

虽然公众对桥下本人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他的勤奋好学是大家公认的。桥下用高昂的热情拼命学习、讨论各种政策和制度，在理解难题课题方面发挥出无与伦比的能力。从直辖事业负担金和教育委员会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他那过激的言论并非单纯的粗鲁谩骂，而是切中了已陷入功能障碍的日本体制的要害，因此才会产生如此大的效应。

以“民意”为后盾，大刀阔斧削减成本

桥下的政治模式，非常重视通过媒体发出和接收信息，因此必然产生这样的行为标准，即民意在寻求什么？怎样做才能获得民意的支持？就任知事后，他之所以很快将竞选诺言束之高阁，集中精力消减成本，也是民意所使然。

从2008年度起持续3年的“财政重建项目”，包括前面提到的公务员减薪在内，采取了一连串的削减、废除或缩小的措施：建设事业费原则上缩减2成；私立学校运营补助金削减10%-25%；以公众文化体育活动场所为中心的28处府立设施中，有9处被废除或民营化等等。遭裁减的一方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不过桥下仍旧采取了和工会对决时一样的策略，向媒体公开现场的讨论实况，利害冲突一目了然。的桥下以做律师锻炼出的雄辩术，加上通过媒体汇集起来的“府民之呼声”，令反抗者基本上都败下阵来。

围绕文化行政的论战中，桥下出台了一项关于削减府立交响乐团每年4亿日元补助金的方案，遭到了强烈反对。可是他却泰然挑衅道：

“行政（即官僚）和经济界总是作出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说什么乐团有多么多么重要，不过别忘了，在大阪，搞笑文化（对口相声、单口相声等）更加深入人心。”

桥下自认自己是个“没教养”的人，有时他甚至会发表一些粗暴言论，并不忌讳自己对传统和文化的无知，以效益至上的原则毫不留情地将它们舍弃。这一点确实非常令人担心。不过，桥下曾经发出这样的质问：“用税金究竟能保护什么文化？又能保护到什么程度？”他的呼喊中的确包含着最本质的疑问。这一争论最终以“零补贴，乐团独立”而告终。桥下充当了一个坚定的削减成本执行人的角色，并达到了他的目标——即赢得了府民的支持，他在任期中始终维持了7-8成的支持率。

充分利用“第一级采访对象”的立场

关于削减成本，还有一个插曲。桥下率领的维新会大阪府议员团在2011年春天的统一地方选举前夕，带头将议员报酬削减了3成，一下子降到了都道府县议会的最低水平。紧接着，在统一选举中，又打出了将议员人数削减2成的承诺，维新会成为单独过半数的最大政党。在随后举行的府议会上，维新会又独自强行通过了相关议案。虽然此举接二连三地不断遭到讨论不够充分的指责，但桥下以丢弃乌纱帽的觉悟实施的果断行动，为半年后双选的胜利埋下了重要伏笔。这样的姿态截然不同于那些总是对议员津贴和议员人数争论不休却总不见行动的国政政党，这也是维新会赢得国民期待的原因之一。

“大阪维新会”的“维新政治塾”入学仪式结束后，桥下彻（左）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笑容可掬地回答记者提问（2012年6月23日，图片：时事）

话虽如此，在评价桥下的改革时需要格外谨慎。举例来说，桥下在最初的3年里实现了总计3000亿日元的收支改善，但是大阪府的债务余额却从上任前的5万8288亿日元，增加至2010年度的6万739亿日元，实际上未见好转。作为主要财源的法人税由于经济低迷而持续走低，抵消了削减成本的效果；再加上之前因大型公共建设事业乱发府债，令原本就已十分沉重的债务雪上加霜。

若是用自我反省的态度来看，日本媒体有大肆报道眼前发生的夸张、浮华的论战和言论信息的倾向，而事后的验证能力总体来说却十分欠缺。此外，大阪不同于首都东京，新闻来源本来就少，而桥下采用的又是类似于总统制的上传下达方式，接二连三地做出各种决定，这对大阪媒体来说，桥下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一采访对象”，报道的角度也往往局限于“今天桥下说了什么”、“明天桥下会做什么”等等。不可否定，这样的环境也成就了桥下今日的势力。

竞争主义与制度变革

竞争主义是理解桥下政策的视角之一。桥下在14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单亲家庭，从校园内暴力盛行的中学考进了府内升学率首屈一指的学校，然后又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努力在律师界和演艺界生存了下来。有着这种生活经历的桥下，也将竞争原理引入了政策之中。例如，2012年3月在大阪府议会通过的府职员基本条例和教育基本条例这2项条例便是桥下主导的产物，其中对于府政府职员的人事评价制度做了新规定：以往的最差评价比率大约为1/2000，而如今变为1/20，若是连续两年被评为最差，将会成为免职对象并被送去培训等等，一举严格了人事管理制度。

而教育条例的基础思想，则是通过教师、学校间的竞争，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只是，在与一系列条例的讨论同时期进行的2012年度大阪公立学校教员录用考试中，合格者的辞退率比往年高了3-4个百分点，创历史最差记录，导致那些志愿当教师的人纷纷离开大阪。有人指出，这与美国布什政权时代饱受诟病的教育改革（NCLB（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如出一辙，在运用时应该慎之又慎。

第二个角度就是致力于制度、机关和手续的变革。现在桥下与大阪府知事共同筹划的大阪都构想，是要将拥有和大阪府同等权限的大阪市与大阪府合并，消除这种建设相似设施和提供相似政策的“双重行政”体制，整编为承担广域行政职责的大阪都以及贴近市民生活的基础自治体。这也是桥下制度论的基础和主干。此外，维新会为进军众议院选举而准备的政策案“维新八策”里，还提出了“大重置（The Great Reset）”的口号，并列举了首相公选制、道州制、废除参议院等涉及国家基本体制的变革方案。

检验桥下改革是媒体的责任

如今的日本社会，充斥着一种沉闷的空气，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缓步衰退。只要国家的政治无法做出根本性变革，今后桥下仍将会拥有强大的向心力。虽然目前他表示自己不会参与国政，但只要国会依旧沉溺于政治斗争，希望他出任首相的呼声恐怕就不会消失。虽然对永田町（日本政党总部集中地）的消极应对方式也略有所闻，即表示要“坐等（桥下）‘过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可是只要理解了桥下如此受欢迎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就不得不说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了。

不过，桥下的诉求似乎给了大众一种幻想，仿佛只要巧用“大重置”这种具有魔力的口号改革制度，这个社会就会天翻地覆般地面貌一新。我对此不能苟同，而且，桥下不停地变换战斗的舞台与交战对象，掀起阵阵狂热的浪潮，我认为这样的手法极其危险。

举例来说，我们原本想要通过在众议院选举中引入小选区制，实现一个围绕政策论战展开的选举，而这样的初衷是否实现了呢？土井多贺子的“土井旋风”，原首相细川护熙的“新党热”，最近的例子有民主党的政权交接。所有这些政治热潮过后，都曾有过若干次的结构和制度上的调整，可是有谁真能体会到政治品质的提高了吗？

桥下是一位罕见的人才，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他日常发出的言论，验证陆续出台的政策，并密切追踪后续的动向。冷静地、持之以恒地。这才是催生出背负时代使命的“怪兽”的媒体的使命吧。

标题背景照片：时事通信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