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歧路的日韩关系：超越摩擦走向“深化”

日韩关系的现状：反复不断的摩擦

最近一年来，日韩之间充满纠葛。1998年10月，小渊惠三首相与金大中总统共同发表了《日韩伙伴关系宣言》，迎来双边关系的全盛时期，而此后的日韩关系不仅没有“深化”，反倒给人一种在“倒退”的印象。从这个意义，或许可以说是日韩关系“失去的14年”。尽管卢武铉政权在执政后期因领土问题而不惜发动“外交战”， 对日采取了强硬政策，但随后上台的李明博政权提出了“实用主义”外交口号，同时在日本，倾向自由主义历史认识的鸠山由纪夫民主党政权上台，人们期待着日韩之间由此可以维持稳定的良好关系。

然而，这种“期待”彻底落空了。本来，在李明博政权上台后，除了日韩货币互换协议外就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成果，日韩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几乎毫无进展。同时，由于日本政府表明了“竹岛是我国固有领土”这一立场，于是两国之间开始了“定期性”的反复不断的摩擦。

关于日韩索赔权的两个判决与历史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出人意料的是，“定期”摩擦的导火索竟是韩国宪法法院于2011年8月做出的一个判决。过去，日本政府与韩国政府一直在1965年日韩索赔权协定的适用范围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日方主张所有问题已得到解决，而韩方则主张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不在该协定适用范围之内。判决认为，韩国政府搁置与日本政府的意见分歧而不进行交涉，这种“不作为”属于违宪行为，向韩国政府提出了与日本政府谈判的要求。

9月，组织民众每周在日本大使馆门前举行“周三示威”的“挺对协（韩国挺身队对策问题协议会）”在大使馆前设置了象征“从军慰安妇纪念碑”的少女像。对此，韩国政府事实上“无视”了日本政府的抗议。于是从军慰安妇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是年12月日在京都召开韩首脑会议之际，针对野田首相提出的撤除纪念碑的要求，李明博总统应之以要求日方采取积极行动解决从军慰安妇问题，为会谈笼罩上一层紧张空气。

此外，相关问题已通过日韩索赔权协定得到解决这种解释，与吞并韩国是非法和无效的这一韩国官方的历史观存在冲突，因此，2012年5月，韩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其主旨认为被征用的韩国人仍拥有个人索赔权，日本企业具有支付应付报酬的义务。韩方从司法的立场触及到深层的日韩历史观差异，并以此为根据，实际上对日韩通过邦交正常化谋取问题的政治性解决提出了质疑。如果贯彻这一理论，甚或将招致必须废除日韩基本条约以重新举行谈判的争论。

另外，历史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导致日韩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遭遇了急刹车。韩方大肆报道日本以修改原子能基本法为由谋图实现核武装，还介绍了野田首相在修改宪法解释以认可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凸现了对日本意图“成为军事大国”的警惕感。此外，在韩国国内民众要求谨慎对待的舆论背景下，原本应该顺利签署的GSOMIA（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日韩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也在即将签署之际被迫取消。要求慎重对待的呼声背后，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和“无意反省历史”就试图走向“军事大国”的日本开展“安全保障合作”这个问题，考虑到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历史，应该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

总统“视察竹岛”

经过上述种种纠葛，2012年8月10日，李明博总统视察竹岛（韩国称独岛——译注），并且在天皇访韩问题上的发言，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国政治领袖之口，这些都反映了韩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采取的“强硬”态度。从李明博政权的立场来看，日本在慰安妇等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消极应对令人“忍无可忍”，于是决意迈出一向被视为“犯规动作”的登岛视察这一步，以此作为对日本的“休克疗法”。

然而，自卢武铉政权以来，韩国认为竹岛在1905年被列入日本领土纯属于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一环，将领土问题“处理为历史问题”；与之相对，日本方面则始终认为领土问题与历史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李明博总统视察竹岛之举能否对日本政府应对慰安妇问题产生积极效果是个很大的疑问。日本一直认为韩国为了在其他问题上占居有利地位，把历史问题用作一张王牌，从结果上看，莫如说韩国增强了日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为历史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负面影响。

处于结构变动期的日韩关系

在对日政策上，韩国历代政权通常最初都会表现出友好和解的姿态，但如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就会对日本失望，在政权末期陷入跛脚鸭窘境后，无法抑制国内的强硬舆论，再加上图谋重新提升政权的支持率，于是会反过来对日采取强硬态度。这就是随着韩国政局的发展，日韩摩擦加剧的机制。不可否认，在卢武铉政权和李明博政权下，日韩关系都处在这样一种周期中。不过，将现在的日韩关系仅仅定位为这种周期中的一个局面是否妥当呢？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日韩关系可谓瞬息万变。现在，两国关系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结构变动期中。过去25年间的日韩关系，出现了以下5种结构变化。（1）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化，（2）体制价值观的共有化，（3）日韩关系的多层化与多样化，（4）彼此关注的质与量的均衡化，（5）在合作经验的积累中产生新型认同感的可能性。以下将分别对这些内容做一具体说明。

（1）除了日韩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正迅速缩小外，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两国的外交实力也在不断接近。

（2）韩国通过持续发展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在东亚地区突显了日韩之间拥有自由市场民主价值观的共性。

（3）除了政府关系和经济伙伴关系外，两国还构建了包括市民社会关系在内的多层次关系，进而在政治经济以外的文化等多元领域建立了关系。

（4）较之以往韩国社会对日本的浓厚兴趣，日本社会对韩国的关注度较低；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韩国社会的对日关注度相对下降，日本社会对韩关注度反而有所提高，使两者的彼此关注度趋于均衡。此外，韩国社会中的日本观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锤炼”，摆脱了单纯的善恶问题，开始站在双边关系的角度来考虑日韩关系了。

（5）正如两国共同主办日韩世界杯等国际赛事，以及在对外援助方面展开合作所体现的那样，两国已经意识到在多边协议框架中彼此利益接近，日韩处于通过合作可以提供国际性的公共财富的关系之中，这种思想认识正日渐高涨。

在日韩均衡化过程中摩擦加剧的背景

在这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解读日韩摩擦不断加剧的现状呢？日韩两国愈发均衡化、对等化、相似化，已经成为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相似形象和力量的两个邻国。因此，在涉及理想的国际环境这一问题时，日韩呈现出了共享利害的趋势。日韩有必要共享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并展开合作，由此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同时，在对朝政策和对华政策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日韩应该采取的政策也相对接近。对日本来说，较之于朝鲜在加深对华依赖的同时继续开展旨在维持本国体制的核开发活动，更希望它朝着由韩国主导的朝鲜半岛统一这一方向发展。此外，还可以借日朝邦交正常化来提升日本外交的存在感。如果日朝邦交正常化与南北经济合作能在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得以实现，那么对韩国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在对华关系方面，随着韩国自身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加深，且不得不期待中国对朝发挥影响力，因此限制了韩国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协作一致。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构建对日韩有利的东亚国际秩序，必须要求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色，而只有日韩联手才能切实对华施加影响。此外，可以认为，日韩关系的多层化、多样化发展进程，以及日韩合作关系的深化将使两国开展这种合作的动机更加坚定。

可是，日韩的合作关系不会自动形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日韩之间的共同利益有限，有时还会出现只有排斥对方才能享受的零和博弈的关系。此外，当双方重视竞争关系时，即使可以实现互利，两国也会从相对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哪一方会分得更多的利益，当某一方不愿意拉大彼此差距时，就会拒绝合作。因此，只有当合作可以更加有效地增加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不具有排他性，且处于优势的一方愿意接受彼此差距缩小这一变化时，双方才容易选择进行合作。

必须构建互信关系

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前提是存在最起码的互信关系。因为如果无法信任对方，担心不知何时会被对方抢占先机，就难以选择合作。GSOMIA(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和ACSA（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日韩在对美同盟关系、对朝政策和对华政策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实现更大的利益。但从韩国的角度来看，较之于那些利益，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将对自己更为不利。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象征日韩关系多层化、多样化的“韩流”现象，日韩的评价也存在差异。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或许会认为韩国文化在日本社会中的比重增大是日韩距离缩小的表现，但从韩国的角度来看，“韩流”是一种全球化现象，难以说是日韩间缩小了距离。因此，我们不能说日韩间文化交流密度的提高无条件地为增进日韩互信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日韩关系的结构变化十分显著，单纯从韩国国内政治周期来思考日韩摩擦现状的做法存在局限性，而且，日韩关系的结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会引起摩擦，而是意味着需要做出政治选择。如此一来，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就具有重要意义。怎样的政治选择才能开辟由结构变化产生的日韩关系的新的可能性？下面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条件。

日韩的选择：摆脱摩擦周期

可以认为，日韩的政治选择之所以滋生了摩擦，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就韩国而言，在面对日韩关系的对等化、均衡化等条件变化时，陷入了某种“混乱”之中。针对“大国”日本的意图和能力既有“过高评价”的一面，同时在“期待落空”时有混杂着“过低评价”的一面。日本始终致力于成为“军事大国”的观点在韩国已被视为当然之事，甚至已达到了“不变的前提”这种程度。

另一方面，韩国社会正迅速失去长期以来将日本作为“目标、模范”的一面，甚至受到极端意象的支配，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了”“也不指望日本发挥什么有利于韩国的作用”，所以也就没必要关注它了。尤其是年轻人中，对日本毫不关心的人不断增加，超过了对日本抱有好恶感情的人。尽管日韩关系中存在其他重要问题，但唯有“历史”问题至今仍被大书特书，原因也正在由此。

反过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随着日韩关系结构发生变化，韩国的战略重要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面对韩国在日韩合作问题上“顽固不化的”消极态度，日本则陷入一种近乎“灰心”的状态，认为“韩国不会改变态度”，“不能过于期待日韩合作”。换言之，甚至有这样一种印象：在日韩难以共同实现潜在的合作可能性的前提下，反正难以展开合作，围绕双边关系中的争议问题，对立不断升级也属于没有办法。

可是，对于日韩而言，现实中替代深化日韩关系的行之有效的选项是否有可能存在呢？要维持提高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地位，在目前的实力状况下，不易找到一种比进一步密切日韩关系更有效的选择。这韩国也是同样的。

日韩合作是处理对朝关系的有效手段

那么，日韩合作就真的那么难以实现吗？诚然，只要观察最近日韩摩擦升级的态势，就会再次深刻感受到深化日韩合作的并非易事。尽管如此，我们仍应留下选择的余地。虽说对韩国感到“灰心”，但就韩国社会中对日本同时抱有的“过高评价”和“过低评价”，日本是否开展了充分的外交活动，以试图打消对方的不信任，并促使其认可日本的“价值”了呢？这是一个疑问。

毋庸赘述，让可以妥协的领土问题演变成不能妥协的历史问题等，存在着不能让步的部分，但似乎我们还有一些余地，比如针对慰安妇问题等有关历史认识的各种问题，日本社会就可以回避不必要的摩擦，并提出大胆方案，使韩国社会认识到“日本改变了，已经对历史做出了反省”。韩国社会也应该避免对日本做出“过高评价”或“过低评价”这种极端、过度反应，树立可对日本做出更公正评价的态度。因为与其说有利于日本，不如说如果无法公正评价日本的“利用价值”，对于韩国而言将是一种不幸。

尤其是在对朝关系上，面对朝鲜对华依赖程度的加深和优先发展美朝关系的战略，对在六方会谈中被“边缘化”的日韩而言，将日朝邦交正常化与南北经济合作紧密联系起来，提高日韩在对朝问题上的存在感，这样的可能性应该是依然有效的。

政权更替，日韩关系可能“从负数的起步”

2012年12月19日，韩国将迎来执政下一个五年任期的总统选举。执政党新世界党确定已故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但文在寅（现议员，卢武铉财团理事长）、孙鹤圭（前议员，原京畿道知事）、金斗官（前庆尚南道知事）等人中谁会成为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却尚不明了。尤其是他们将与最大在野党民主统合党的候选代表与党外热门候选人、在年轻人中极具人气的安哲秀（首尔大学教授）展开怎样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变数(*1)。

就现状而言，尽管对朴槿惠有利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但仍不可掉以轻心。虽然人们通常会以执政党即保守、在野党即进步这种思维来划分模式，但朴槿惠阵营明确了“脱离李明博”路线的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强调“经济民主化”和“福利”，此外还提出了将加强对朝鲜的干预等方针。这样就难以看出它与在野党之间的政策分歧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韩的摩擦不断加剧。虽然这一问题不大可能成为选举的主要争论点，但无疑将会极大地制约新政权的对日政策，下届新政权或许会不同于以往的政权，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采取对日“强硬”政策。不过，在某种意义，这是“从负数的起步”，莫如说可供采用的选择会更多。另一方面，日本预计也将在近期举行大选，而形成稳定政权的可能性较低。在此过程中，针对领土问题的态度将会成为选举的争论点，在找不到有效对策的背景下，新政权倾向于支持采取“强硬”对策的可能性也不容否认。

针对日韩关系的现状，我们不得不忧虑“是否连GSOMIA这种程度的合作都无法展开”。让日本方面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大胆提案促进韩国对日本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样才能在日韩互益这一意义上构建战略关系，日韩能否做出这样的选择？如今正是经受考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