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性户籍制度阻碍中国构建社会“安全网络”

对中国国民而言的“稳定”为何物

今年8月下旬，笔者去北京时见了一位中国记者朋友，当时他正好写了一篇评论日本社会从经济高速增长期到现在所经历的变化的报道。曾在日本留过学的他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由于财政恶化和人口减少等原因，日本似乎已陷入相当严峻的境地，但还是比中国稳定吧。城市很干净，人也有礼貌，制度也比较健全。即使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首相，社会也不会出现动荡啊”。

这位记者平时主要关注的是贫困和腐败等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所以相较而言，或许日本看起来确实还是比较稳定的。无论反华情绪如何高涨，日本国内始终没有出现类似9月在中国爆发的反日游行那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然而，由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文化背景及国际地位都不相同，因此日本和中国民众对“稳定”的看法恐怕也会有所差异吧。

民众固然关注政府建设安全网络（safety-net, 主要指政府通过社会救助或收入支持的方式对社会上最困难的群体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的政策——译注）的政策内容，但并不仅限于此，他们在判断社会“稳定”与否时，还会受到社区和家庭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或许可以说，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之际，如何把握国民的这种实际感觉是加强安全网络功能的关键。此外，政权在维持其正统性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民众的信任，这或许也会影响安全网络的形态。

对歧视性户籍制度感到不满的“农民工”

毋庸赘述，在经济差距较大的社会内很难构建安全网络。虽然近年来，日本的非正式雇佣和低收入人群的贫困问题也呈现出日益严峻之势，但单纯用数字进行比较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更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万1810元（1元约合12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相差3.1倍，甚至有观点认为，由于农民的收入包括粮食等实物收入，所以实际差距应为5-6倍。日本人均年收入最低的是冲绳县，为323万1600日元，与收入最高的东京相差272万5400日元，但这个差距也不过是1.8倍（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2012年）。

如果将中国的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作为特定对象进行比较，其差距甚至如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农民的平均年收入比大城市的标准工薪族的月收入还要低。中国政府之所以无法废除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地区差距。

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加速重工业领域的资本积累，中国开始实行户籍制度，希望借此达到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城市居民福利待遇，以及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目的。国家仅为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员分配粮食、其他消费资料、住房及工作，户口在农村的人员要么通过特殊渠道在城里找份工作，要么从城里的大学毕业后谋个职位，否则就无法改变户籍，搬进城里。

随着改革开发政策的深入推进，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带着农村户口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了近两亿人。尽管是在城里从事非农业工作，但他们仍被称为“农民工”，永远无法摘掉“农民”的帽子，这是因为如果失去了户籍的限制，城市人口就会变得过度稠密，需要新增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将急剧膨胀。

农民工在户籍上只是“暂住人员”，无法享受各种社会服务。即便是在北京市内，只要步入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区，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黑诊所”——某间民房挂着个红十字。城市里的医院治疗费较高，即使加入了保险，但在非户籍所在地的城里，农民看病的自费比例也会升高，所以这种非法诊所的生意十分火爆。可是，由于这些医师不具备行医资格，因此治疗过程中事故频发，通过超声波检查出胎儿性别后人工流产女婴等违法行为也十分猖獗。在养老金制度尚不健全的农村，出于对晚景的忧虑等原因，许多父母都会筛选胎儿性别。

优待本地人造成严重的教育及就业歧视

城市户口的发放限制甚至覆盖到了大学毕业的白领阶层。据一位在中国政法大学这样一所重点大学担任副教授的朋友介绍，非京籍学生很难在北京就业，如果不能在公安、检察院、法院、国有企业等带有官方性质的单位谋得一份工作，就只能去外地。

上海市对户籍的发放也有严格限制，但会根据毕业院校的排名、学习成绩、健康状况、外语和计算机资格水平、就职企业的信用度和待遇等因素综合打分，然后发放时效为1年、3年、5年等三种居住证。截至2011年9月，共有37万人取得了居住证，而没有户籍的暂住人员多达897万人，前者仅占这一数字的24分之1（《经济观察报》2012年9月10日）。取得了居住证的人员中，大约80%是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精英人群。然而，一名居住证持有者即使工作多年，退休后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养老金，而且仅可领取自己负担的部分，无法领取企业主缴纳的部分。

居住证持有者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会面临严重的歧视待遇。即使子女在父母工作的城市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原则上也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显示，2011年，跟随父母在非户籍所在地学习的子女人数为1260万9700人。可是，为了准备参加高考，高中阶段回到户籍所在地后，由于各地区的课程存在差异，往往会导致成绩骤然下滑。同时，由于大学在设定录取分数线时会优待本地生源，所以甚至有人说，如果在外地考试，北京生源在本地考入一流大学的水平只能考入大专（两年制高校）。就北京市来看，大约80%的本市户籍高中生可以顺利考入大学，而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外地考生的上线率仅为50%左右。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称，2009年，4万名居住证持有者的子女中，有700人回到了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南方周末》2009年8月5日）。

儒教与社会主义培养出来的“忍耐力”与“自立精神”

纵然成绩相当，只要户籍所在地不同，合格的门槛就会升高，有可能导致考不上大学，即使考上了大学，就业时也会受到歧视。养老金等待遇也会因户籍的有无而产生巨大差异。

如果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日本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恐怕政府将会遭到强烈的抨击。即便是在中国，持有北京市居住证的父母们也曾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数次提出应该允许孩子们在北京参加高考。在网上，数百人建立了一个网络，于2010年4月征集到2000多人的签名，呼吁教育委员会改革不平等的制度。

尽管如此，为何依然没有出现全国规模的反对运动之类呢？当然，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阻断法律申诉途径等做法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封杀了这种动向。然而原因并不仅限于此，或许我们还可以认为，由于儒教文化和社会主义统治结构的影响，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某种“忍耐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度，国家和政府与国民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统一的制度及政策难以面面俱到。出于“依靠国家和制度也无法开辟道路”的思想，国民们都形成了一种不得已的“自立精神”。

笔者曾走访过湖北省沙洋县新贺村，当地通过公共投资改造了田地，走上了农业生产机械化道路。越来越多农户委托拥有机械的人员收获作物。由于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老龄化问题正迅速加剧。图片右侧是老年协会的成员们正在展示腰鼓演奏和舞蹈。

“自立精神”表现在基于家庭和邻里间的团结互助上。笔者的家庭，由于丈夫单身前往中国赴任，所以笔者平时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两岁的孩子，每次在中国提到此事，大家都会觉得很诧异。因为对于众多中国人而言，祖父母照顾孙辈是理所当然之事。或许在帮助家人这一点上，日本人并没有这种程度的义务意识。在日本，家人和亲戚之间不太会涉及金钱的借贷问题，而在中国，这种行为却很普遍。在笔者开展调查的农村地区，家人、亲戚和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很亲近，在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的许多地区，农业灌溉和道路建设都开展得井然有序。

中国的“稳定”处于脆弱的基础之上

然而，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候也会产生消极作用。比如，在涉及就业和入学问题时，走后门的风气十分盛行，被称为“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官员及富翁子女即使造成交通事故，杀了人也可以逃避应有的惩罚，这已经成了众矢之的。

审视户籍制度就会发现，中国国民的“人权”并未得到平等的保障。在反日游行中，有些人打出了毛泽东的肖像画，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比现在更加平等，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没有本地户籍的“外地人”。

近年来，中国政府总是强调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声称重视“社会权”(*1)，却又为了“维稳”而打压律师和上访者，这种种无视“自由权”的行为真让人有些看不下去。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言论空间得到了飞跃性的扩大。中国的领导人显然是对所谓的“网络民主”有所担忧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并非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权，在确保“正统性”方面存在强烈的不安。从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中国的“稳定”在政治方面的基础非常脆弱。

即便是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也是永恒的主题。在日本，“一票之差”引发了长期的争议，非正式雇佣和生活保护的问题也是政策上的重要争论点。然而，民主主义国家与当今中国的差异在于，保障言论自由与参政机会的制度在遏制权力失控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换言之，尽管中国人在指望不上政府的环境中形成了忍耐和自立精神，但如果缺乏“正统性”的政府肆意践踏人们的自由权，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惊人的程度，甚至威胁到社会权的保障时，即使是这样一个中国也将无法继续压制民众的愤怒，那种缺乏根基、浮于表面的“稳定”就会崩溃。要想夯实安全网络的基础，就必须促使制度与人际网络在独立个人互帮互助的过程中有机地发挥作用。这便是中国的事例带给我们的启示。

（2012年9月　文章、图片提供：阿古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