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发展的日本艺术家为何走红？

在台湾一举成名的“红人”田中千绘

2008年，《海角七号》（魏德圣导演）成为了台湾电影史上最轰动的影片之一，片中的日本人女主角也因此一举成名。她就是田中千绘小姐。田中小姐在日本也曾当过演员，该片开拍的前一年到台湾留学，掌握了一口流利的汉语。这为她带来了幸运，她用中文写的博客意外地受到了魏导演的关注，由此获邀出演该片。

那时，我正好在台湾担任财团法人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文化室长，作为当年台北电影节的活动项目，我策划主办了名为“日本之夜”的日本电影推广活动和电影业界人士交流会，也曾邀请了田中小姐出席。之后，《海角七号》获得了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公映后也是票房持续火爆，田中小姐随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红人。

4年后，作为《逆光飞翔》（张荣吉导演）的主题歌作曲者和友情客串演员，我在台北电影节的会场中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在金马奖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我还有幸与导演和主要演员们一同亮相红毯。该片成为了2012年最热门的一部台湾电影，甚至成为了201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候选作品，并受邀在东京、釜山和柏林等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近几年，我置身于台湾，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观察了这个社会。接下来，我将以台湾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线索，立足于自身经历，针对本文的主题——日本艺人在台湾大受追捧的理由及其背景展开分析。

中文流利，热爱台湾的日本艺人们

纵观活跃在台湾的日本艺人，可以发现所有人都存在一些极为单纯的共同点。即一是中文好，二是无比热爱台湾，三是深受台湾喜爱。

既然台湾现在的“国语”是普通话，那么会说中文就是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至于如何学好中文，绝大多数人都是像田中千绘小姐那样到台湾留学。此外，配偶是台湾人，或父母中某一方是台湾人的情况也很常见。顺便说一句，我上大学时的专业恰巧是中国文学，年轻时曾到上海留学，又在北京工作过，所以中文没什么问题。

第二，所谓无比热爱台湾，或许可以表述为将台湾作为事业舞台的艺人们对台湾的感情。

就我个人而言，最初虽是因为单位的人事调令而常驻台湾，整日忙于应付公务，却从台湾的自然和老百姓的温暖情意中获得了灵感，不断创作出新的乐曲。不久后，我结识了台湾的音乐同仁，组建了“爸爸办桌（闽南语发音为Baba Band，意思是爸爸的宴会）”乐队，以台北市内一处名为“河岸留言”的Live House为据点，开始了演艺活动。结束3年半的常驻生活回到日本之后，为了继续开展乐队活动，我仍然差不多两月一次飞往台湾。

2011年，好友张荣吉导演邀我为他的电影《逆光飞翔》的主题歌作曲并参加友情客串。借此机会，我为自己的上班族生活划上了句号，重返台湾，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事业中。如果要问我为何做出这个选择，我只能回答：因为这里有我的伙伴。当然，或许每个人前往台湾、留在台湾的理由各不相同，但从我身边的日本艺人来看，他们多少都与台湾有着某种渊源，眷恋着台湾，并积极地试图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

台湾接受日本艺人的不同年代结构

第三点提到的深受台湾喜爱，或许可以解释为台湾方面接受日本艺人的意愿。这是一个与台湾的历史文化土壤具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可谓是本次专题的关键所在，所以，我就在此稍加篇幅做一详述。

人们常说台湾是一个亲日的地区，根据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012年实施的“台湾民众对日本观感之研究报告”显示，43%的回答者表示日本是自己“最喜欢的国家”，65%的回答者表示“对日本感觉亲近”。仅仅是这些数字，恐怕就足以让人对其亲日态度一目了然了。欢迎、接纳日本的土壤早已在台湾形成。那么，对于日本元素的接纳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我将着眼于台湾的世代结构，尝试破解这一问题。

我总是将当今台湾社会的世代结构划分为三层，即在日本统治时期接受过日语教育的“日语世代”、因战后颁布的戒严令而被禁止使用日语的“日语戒严世代”和实时共享日本亚文化的“哈日（对日本极度痴迷之意）世代”。

“日语世代”大致都是80岁以上的台湾人，他们中甚至有一群人会吟诵短歌和俳句，几乎可以像使用母语闽南话一样熟练运用日语。同时，长期以来，这代人对“即使算上战前日本统治时期带来的殖民化这一消极因素的影响，日本仍然为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的这样一种台湾社会给予日本积极评价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家庭内部对日共鸣感的形成产生了引导性的作用。

他们之后的一代是年龄大致在40到70多岁的“日语戒严世代”，在战后长达约40年的时间里，台湾颁布实施了戒严令，禁止学校、单位和公共媒体使用任何日语（要求说普通话，甚至禁止本省人（战前在台湾土生土长，以闽南话为母语的人及其后代子孙）说闽南话）。那么，这一代台湾人是否完全没有接触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机会呢？其实也并非如此。

首先，在许多本省人的家中，由于“日语世代”的父母总是说日语，所以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掌握日语。其次是一个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台歌唱综艺节目——“群星会”的影响。尽管当时都用普通话演唱，但经常会唱一些配上了中文歌词的日本流行歌。特别是作为华语圈歌后称霸歌坛四分之一世纪，并在日本红极一时的邓丽君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日语戒严世代”的人们其实也曾长期受到日本大众文化的熏陶。

然后是“哈日世代”。1987年，戒严令被解除后，台湾开始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加速前进。尤其是次年蒋经国总统去世，身为本省人的李登辉副总统就任总统后，此前针对日语和日本文化设置的各种限制全都相继被取消了。同时，上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日语热潮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亚文化如决堤的潮水般涌入台湾，以年轻人为主体，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哈日族”的狂热日本粉丝群体。

如上所述，尽管形式有所变化，但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对于日本文化的关心得到了孕育，并由各个世代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下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或许甚至可以说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这一历史事实促使日本文化作为一个要素被注入台湾文化当中，其在战后数十年间被塑造出的形态构成了今天的亲日土壤。

日本艺人心中的台湾魅力和安心感

在此，我还想讲一讲台湾文化的多样性、灵活性，以及台湾市场的可能性的魅力。在台湾，即使是在道教的道观内，中国南方人信仰的庇佑海上安全的女神——妈祖，还有佛教的观音菩萨、儒教的孔子一同受到供奉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这种现象正是台湾文化多样性的象征——无论何方神佛，只要能显灵就行。此外，台湾人常常会随心所欲地变换身份。就算做起了某项生意，只要过一阵判断不会赚钱，半年之后就会转而经营其他生意。如果生意赚了，则会看准时机转让出去，投入新的生意。虽然他们那种轻快感和跃动感与拥有注重坚守、执着精神这一工匠文化的日本截然相反，但对于艺人们而言，台湾的这种多样性和灵活性反倒会成为一个感觉舒适、高度自由的空间。

此外，台湾的人口为2300万，这样一个紧凑且门槛较低的市场，其实还是一个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华人社会的先导市场，在此地的成功还蕴藏着打入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的可能性。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影像和音乐的世界早已形成了超越语言和国界的泛亚洲市场。过去，流行音乐总是先在日本火起来，然后在台湾被翻译成中文，再逐渐传播到汉语圈的其他地方。然而如今这个时代，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线瞬间均等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使得艺人们一定要以日本为据点的必然性进一步降低。

为感谢台湾对东日本大地震的各种帮助而举行的“谢谢台湾”活动中的笔者（左）与电影《逆光飞翔》中饰演盲人钢琴家的黄裕翔

另一方面，从艺人的角度来思考，或许还有一个吸引他们的原因在于台湾与中国风险无关。尽管中国市场魅力巨大，但政治风险如影随形。由于不久前的领土问题的影响，曾活跃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一位电视明星就因为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而突然遭到媒体的封杀。此外，甚至还有一些以台湾为事业据点的日本音乐家收到了中方主办者通知，告知自己已被排除在中国巡演的成员名单之外。反过来，即使日台之间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日本艺人也绝不可能在台湾失去事业舞台。这份安心感是无可替代的。

最后还要提一点，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台湾向日本捐赠了超过200亿日元善款用于支援灾后重建。此举让众多日本人了解了台湾民众对日本的感情，同时也促使日本人加深了对台湾的认识。于是，日本掀起了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台湾感谢之意的潮流，台湾民众也真诚地接受了这份谢意。过去，双方很长一段时期都处在所谓台湾单相思日本的状态中，而近来，日本也十分频繁地发出对台湾示好的讯号。以台湾为事业舞台的日本艺人们或许正是在此地被赋予了成为这种示好讯号代言人的使命。

（标题图片：电影《海角七号》的一幕  图片提供：Maxam Inc.）

活跃在台湾的主要日籍知名人士（艺人、电视明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