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保法制的立法过程,透视现代日本社会

思考“2015年安保”与报纸报道的“两极化”

政治外交 社会

对安保法的支持与否甚至被人们称为战后日本的转折点,报纸的报道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笔者回顾了对全国发行的各家报纸在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时“划一性”报道的批判,以及战前的“报纸商品主义”,立足于长远视角,分析了报纸在网络时代应扮演的角色。

强调“两极分化”,是否会导致两极的固定化?

关于2015年夏季安保相关法案获得通过的报道,似乎已被人们理解为“媒体出现了两极分化”。该法案于9月19日凌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朝日新闻电子版(9月19日22时)的一篇报道比较了东京五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新闻)就此事发表的头版评论,打出了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安保法赞成与否和示威游行的报道,各家报纸的论调呈现两极分化”。

其中,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分别发表了题为《继续质问轻视民意的政治》(总编长典俊)、《应谦虚地面对国家的错误》(评论委员长小松浩)、《将反战意志贯彻到底》(评论主任深田实)的评论,强烈谴责政府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案。而另一方面,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分别发表了题为《防范战争灾难的新法制》(政治部长田中隆之)和《加强针对中国威胁的遏制力》(“视点”峰匡孝)的文章,赞许通过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加强遏制力,一致表达了对政府和执政联盟的支持。

近年来,在重启核电站、特定秘密保护法等众多具有政治分歧的问题上,各家报纸因与政府立场的异同而屡次三番地出现了这种分化格局,不能说是此次“2015年安保”问题加速了两极分化的过程。笔者担心的是,强调“两极分化”可能会促使两极分化的固定,阻碍人们的意见认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在讨论并达成协议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中间立场的消失。

55年前“不偏向政府”的偏颇态度

“两极分化”论的背后,是日本的报纸过去曾被指观点太过“一致性”。今年,常令人们想起有关对“1960年安保”报道的验证,当年全国发行的报纸论调过于统一,曾遭到强烈指责。比如,入江通雅在爱德华・惠特莫尔(Edward P. Whittemore)所著《三大报纸批判》(时事通讯社,1962年)的译者后记中这样写道:

“日本的报纸抱有‘不偏向政府’的强烈偏颇态度,(中略)全国发行的报纸都被置于一种异常的立场上,从中完全看不到为拥护政府或者单纯为政府代言的内容。”

原来如此,1960年6月17日东京的七家报社(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东京时报)以《排除暴力,守护议会主义》为题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可谓是其象征。在要求岸信介首相下台的论调上,它们也基本保持了一致。

现在的情况与55年前相比,没有了暴力示威,有了支持政府的报纸,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即使认为从中看到了战后日本政治的成熟,恐怕也不能说完全错误。

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客观报道主义”与“报纸商品主义”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前面引用的朝日新闻电子版的报道中,列举的是东京的五家报纸而非“六家”(东京时报于1992年停刊)。恐怕那是因为另一家报纸《日本经济新闻》此次保持了客观报道,因而难以将其纳入“两极分化”的图谱。我们可以从日本经济新闻头版专栏《春秋》中的一句冷静的文字中读出该报的立场——“国民没有向国会寻求拳击台上的那种兴奋感”。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应该记住的是,在有关“2015年安保”报道方面,还是有力求摸索中立立场报纸存在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两极分化的争论中采取中立立场的报纸是“经济类报纸”这一点。因为相较于原则上重视报社的立场和见解的普通报纸,经济类报纸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报道做为信息“商品”来对待。

不过,回顾日本报纸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普通报纸也在报纸媒体的成长期追求过“报纸商品主义”。驱逐明治时期的“大报”(面向精英阶层的政论性报纸),从而发展成为了全国发行报纸的,是与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小报”(面向大众的娱乐性报纸)一脉相承的“中报”(面向中间阶层的报道性报纸)。

朝日新闻社1918年将“不偏不倚”明确写入编辑纲领;每日新闻社社长本山彦一1922年提出“报纸商品论”,两者的共通之处,都是不涉及左或右的意识形态,而是以尽可能吸引更多读者作为经营发展方针。这样一来,不偏不倚的客观报道主义和报纸商品主义,就分别成为了“察言观色”的舆论反映主义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从扩大发行量转向保住已有读者

实际上,这种报纸内容千篇一律的倾向,一直持续到了报纸总发行量不断增加的1997年。因为报纸的定价是通过“报纸特殊指定”(1955年)制度固定下来的,所以我还记得,报纸推销员当时都这样说:“您就订一年吧。其中三个月(或者半年)给您免费。反正哪家报纸的内容都一样”。

虽然当时也并非“内容”完全一样,但差异不像今天如此之大。如果说现在报纸的“内容”呈两极分化,那是因为希望通过增大发行量让自己变成业界老大的竞争早已行不通了。报纸发行量一直在递减,少子老龄化使扩大发行量变得希望渺茫。因此,相较于眼盯“外人”,争夺他家报纸的订户这种进攻战略,各家报社都采用了笼络保住已有“顾客”的防守战略。

进步的(改革派)报纸更多地通过带有反体制色彩的报道,来防止左派读者的流失;而保守派报纸则较多地试图通过偏向政府的报道,来满足右派读者的期待。如此一来,从发表评论的学者专家到投稿栏目,各家报纸愈发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从内容来看,让自己的读者“感到不舒服的观点意见”逐渐消失了。对读者来说,报纸上自己喜欢的文章多多益善,这种读来心情舒畅的感觉,正犹如在社交媒体的时间轴上,只看志趣相投的伙伴发布的信息,享受其中的乐趣那样。

归根结底,报纸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两极分化,是处于衰退期的报业在生存战略上做出的经济合理的选择。就新闻工作者来说,如果他们对此具有明确的认识那还好;但如果将报纸内容在意识形态上的偏颇,误解为源于正义,是为了引导世人,那就非常危险了。

过度极端化的网络空间和拥有“中间立场”的报纸

鉴于上述现状,笔者想在此对“报纸两极分化”论表达不同意见。因为包含过度极端化的网络空间在内,纵观整个媒体环境,日本的报纸现在依然总体处在中间点上。

实际上,最近大约四年时间里,笔者本人在有“最左”之称的《东京新闻》担任“论坛时评”,还曾在自诩为“最右”的《产经新闻》连载过新闻评论(最初两年的文章收入了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拙著《灾后的媒体空间——论坛与时评2012~2013年》)。无论对《东京新闻》还是《产经新闻》来说,在意识形态上我应该都是一个“局外人”,但毫无疑问,这两家报纸的版面上都存在着能够容纳这种“局外人”的中间地带。

另一方面,在缺乏地点感觉的互联网世界,在原理上不可能有中间地带。空间(space)通过与“局外人”的交流变成一个地点(place),而在只有志趣相投的伙伴抱团的网络空间,人们难以意识到“局外人”的存在。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几乎都是不经推敲的杂文乱字,充满了直接宣泄情感的极端言论,这想必与网络上不必在意“外人”这种空间特性不无关系。

作为接触外界的平台

“2015年安保”之夏,笔者足不出户闭门写作,完成了《“图书”的媒体史——“教养主义”的宣传战略》(岩波书店)一书。当时,我一边咀嚼“1960年安保”斗争时言论界的勇士清水几太郎在“关于大众文化”(《图书》1963年2月号)中的下面那段话,一边看着那些观点主张两极分化、(令各自读者读来)“神清气爽”的报纸,不禁发出了叹息。

“许多人只读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但有识之士却一直忍受着强迫自己阅读令人不快的书籍这种命运。”

清水几太郎认为,有识之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始终可以做到有意识地寻找那些让自己受到震动或会击溃自己的信息,也就是多少会让自己感到不悦的信息,并认真阅读。上世纪60年代,以这种理性去获取信息的行为,因电视文化的兴起而变得困难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追求比电视更能让个人获得“愉快”信息的网络时代,刻意寻找“不快”信息的人越来越少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构建一种可与“外人”邂逅的平台,才是网络时代报纸唯一的出路。

(201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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