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亞太“新秩序”的萌芽與日本外交

2012年是始建亞洲太平洋新秩序之年。“阿拉伯之春”、“歐洲危機”、“伊朗核問題”、“金正日死後的北朝鮮”等等，全都是看不見著陸點的國際難題與課題。雖然現今正是要求我們建立新秩序與新框架的時期，但政權領袖的更迭與蘊含這種可能性的政治性苗頭也已萌芽。

日本外交面臨考驗

亞洲太平洋地區美中爭霸正式拉開戰幕，在這種局勢下日本外交應該如何呢？今年日本政府將展開怎樣的外交呢？

把日美同盟作為基軸的日本外交來說，中國的動向是最大的變數。雖然美國今後也將長期繼續限制國防預算，但如何支持美國以“維持和提高日美同盟的抑制力”——這可以說將成為今後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長期課題。

例如，屆時日本對菲律賓的支援就是一大要點。

菲律賓位於駐日美軍之要地的沖繩和澳洲之間，即處在可成為軍事真空地帶的中間位置上。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從亦可立即應對台灣危機的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與蘇比克海軍基地撒出；但在中國不斷向外海擴張的今天，美國痛感到菲律賓在亞太地區作為交通要塞地位的重要性。

其後美國雖然可部分使用菲律賓的軍事設施，重新確保了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但作為抑制中國的力量依然很不充分。日本政府“為提高菲律賓沿岸警備隊的實力準備提供合作，而緩和武器出口三原則，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支援菲律賓一事上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外務省人士語）。

構築前往印度洋的立足點

同時政府內部還在研究策略，充實在印度洋上的據點。對於中國欲在印度洋上加強軍事存在而推行的“珍珠項鍊”戰略，日本將採取對抗方針，以自衛隊艦隊的友好訪問、遠洋航海、共同訓練等形式，通過港口停泊，謀求在斯里蘭卡、孟加拉等國建立據點。再加上緬甸已從原先的對華一邊倒轉向了採取與美國保持均衡的政策，日本的方針是與其建立密切關係，進而將會探索在印度洋周邊港口建立立足之地。

“2012年將是消化迄今拖延未決的懸案，並為2013年以後做好準備的一年。”——一位外務省的高級官員為今年如此定位。去年年底，野田佳彥首相在即將迎來日中邦交正常化40週年前夕訪華，接著又訪問了印度。對國境相連的兩個大國的訪問之所以受到關注，特別是有關日印關係，兩國首腦每年定期互訪成為機制，這表明正逐步提高到能牽制中國的層面。

而且，擔任日本防衛的閣僚（一川保夫防衛大臣，當時）又預定從新年1月9日起訪問蒙古，通過加強防衛合作備忘錄的換文，開展意在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外交，這意味著此舉踏進了“中國的後院”。自小泉政權之後，“每年更迭首相”成為慣例，在日本政治飄忽不定之中，是否能夠推進從“點”到“線”，再擴展至“面”的戰略外交——在2013年以後能否取得成果，今年將成為關鍵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