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崛起中,東亞與世界表現出的「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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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的變化

時值年初,筆者將在此列舉幾個長久性的重大課題。

讓我們先看看下表。它列出了世界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在全球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

世界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國內生產毛額(GDP)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比重

單位:%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8年 (預測)
世界整體 100 100 100 100
已開發經濟體 80 79.9 65.7 58.5
主要已開發經濟體(G7) 65.4 66 50.5 44.7
美國 26.7 31.4 23.4 22.2
日本 13.9 14.5 8.6 6.1
歐盟(EU) 31.5 26.1 25.6 22.1
新興和開發中經濟體 20 20.1 34.3 41.5
亞洲新興經濟體 4.8 6.8 14.9 20.4
中國 1.7 3.7 9.3 14.2
東協五國 1.3 1.5 2.5 3
印度 1.5 1.5 2.7 2.6

該表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經濟展望」(2013年10月)中有關各國、各國家集團的名義GDP(美元)數值,由筆者製作而成

我們自然可以從各種角度對此表加以解讀。比如,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比重從1990年的4.8%逐步提高到2000年的6.8%和2010年的14.9%,按照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預測,2018年將進一步提升至20.4%。如果看重這一點,那麼說世界經濟中出現了「亞洲崛起」的現象也不為過。另一方面,如果關注到日本的比重從1990年的13.9%、2000年的14.5%大幅降至2010年的8.6%和2018年的6.1%,則可以指出日本實力出現了相對下降。不過,回顧近年來的種種論調,似乎最為普遍的是以下兩種解讀方式。

重新構建世界體系,應對新興經濟體之崛起

其中之一是著眼於七個主要已開發經濟體(G7,即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從1990年的65.4%、2000年的66%逐步下降至2010年的50.5%、2018年的44.7%,而新興經濟體的比重則從1990年的20%、2000年的20.1%逐步提升到2010年的34.3%、2018年的41.5%這個變化趨勢,由此思考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正在如何改變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

最近10年,幾乎已變成一個普通名詞的BRICs(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布雷默(Ian Bremmer,美國調查公司歐亞集團總裁)提出的「G0世界」等概念基本上都屬於關注這種變化的論調。去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趨勢已不及往昔。但即便如此,新興經濟體今後仍將不斷崛起,恐怕到本世紀20年代時,G7和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就會調換位置,或將達到與已開發經濟體不相上下的水準。考慮到這一狀況,如何對應新興經濟體崛起之勢,重新構建全球治理體系,將是未來一個重大的全球性課題。

東亞的課題是中國的崛起

另一種觀點關注的是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從2000年的31.4%緩慢下降到2010年的23.4%、2018年的22.2%,而中國的比重卻從1990年的1.7%、2000年的3.7%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9.3%、2018年的14.2%。正如上世紀70年代周恩來在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談論日本時表述的那樣(*1),經濟的發展「勢必」帶來軍事的擴張。如果中國今後繼續追求經濟成長、加強軍事實力並擴大政治影響力,那麼到本世紀20年代時,美中力量將趨於勢均力敵。

這將被視為多大程度的威脅呢?各個地區對此問題的看法大相徑庭。理所當然地,東亞地區將中國的崛起​​視作威脅的意識正日趨強烈。為了力求簡潔,此處不再列舉統計數據,2010年時,中國在東亞(日本、中國、韓國、東協10國、印度)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已達38%,預計2018年將升至51 %。儘管大家十分清楚經濟規模(GDP)並不等同於國力,但考慮到中國一國占據東亞經濟半壁江山的時代即將來臨,那麼,對東亞地區為中國的崛起​​感到緊張,認為本地區最大的政治經濟課題並非如何應對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這種想法,我們就不會感到特別驚訝了。

不過,這畢竟只限於東亞範圍之內,從全球範圍來看,未來一段時期內,人們很可能還是會認為全球治理的課題在於如何應對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東亞地區與整個世界這種觀念上的「溫差」總有一天會縮小。但這還尚需時日,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後。

視中國為「威脅」的國家在全球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博蘭尼(Karl Polanyi)所說的「19世紀文明」的廢墟上重新建立起了美國主導的「20世紀文明」。它和基於權力平衡體系、國際金本位制、自我調節市場(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國家等要素的「19世紀文明」不同,是建立在「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元本位制、市場經濟、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這些條件之上的。

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方面以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做為基本方針,維持著一黨專政的國家體制,致力於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另一方面在國際上接受「美國治下的和平」及美元本位制,融入了「20世紀文明」,在此過程中不僅實現了驚人的經濟發展,加強了軍事力量並擴大了政治影響力。當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尚小時,這並未引發什麼大問題。

然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10%,到本世紀20年代時還將超過20%。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國今後繼續追求與其經濟規模「相適應」的、更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那麼正如東亞地區現在的情況一樣,恐怕全球範圍內也將會有越來越多國家把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

日本當下的要務

那麼,日本應該如何應對這​​種全球和地區性變化呢?最重要的是維持東亞和亞太地區的力量均衡,為基於這種力量均衡的21世紀國際秩序的規則制定工作做出貢獻。為此,促進日本經濟新生、加強外交及安全保障領域的日美同盟、與夥伴國之間開展政治合作及安全保障合作等舉措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年來,安倍晉三首相積極應對這一課題,做了大量必要工作。而正因為如此,他在去年末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更令人感到極度遺憾。該行為無論在歐美各國還是在(除中國和韓國以外的)亞洲各國,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支持中韓兩國批判日本「右傾化」的立場。日本不會因此在外交上有任何收穫。今天,日本要做的,應該是與全球以及本地區堅持「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主義」原則的國家合作,為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貢獻自己的力量。

(2014年1月6日)

(*1) ^ 《周恩來與季辛吉密談錄》毛里和子、增田弘主持編譯,岩波書店,2004年,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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