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日本對外宣傳能力的三項舉措——無需花費多少資金！

日本外交缺乏宣傳能力。在促使國際社會理解自身的主張方面，日本尚未付出足夠的努力。在即將落幕的2012年，人們已經無數次地聽說，中國人和韓國人都有強大的財力和人脈，或在紐約的時代廣場打出新華社的霓虹燈廣告，或用前總統李承晚之名為普林斯頓大學湯瑪斯・伍德羅・威爾遜學院的講堂改名換姓。相比之下，日本既沒有雄厚的財力，也沒有在宣傳上付出足夠努力，這種現狀實在令人大失所望。

一味憤慨哀嘆無法形成宣傳能力。在此我想提出三點建議，只要有意去做，它們都是行之有效的提升宣傳能力之舉措。筆者仿效日本人喜歡在年末思考新年抱負的習慣，提出面向2013年的建議。儘管三項措施之間不存在任何系統性，但它們都是不需要花費多少資金的方案。

放寬國會的束縛，以便首相與外相頻繁出訪

無論是企業還是國家，首席公關都是該組織最高層人物。作為最有效的「招牌」，對公司而言就是總經理，對國家來說，就是首相或總統。然而，日本的這種「招牌」活像路邊的廣告，立地生根般地紋絲不動。因為與其它議院內閣制國家相比，日本幾乎是個異類，首相的行動受到國會審議程序的束縛。作為日本的首相，且不說出國訪問，就連離開東京的行程也不得不利用週末或連休。

每年春季的長假連休，上述問題都會引發首相和閣僚競相出訪華盛頓的高潮，儘管這為當地的口譯業帶來福音，但對日本的外交來說卻是弊害最深的一種惡習。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和董事會成員從不來訪，而另一個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則定期登門造訪，董事等人員每年也經常前來走動，大家願意和哪家公司做生意呢？答案不言而喻。這象徵了日本與中國外交能力的差異。　

舉個例子來說，自2004年小泉純一郎之後，日本首相就再未訪問過巴西。在國會的嚴重束縛下，首相只能將多邊國際會議（近年來不斷增多）和重要的例行雙邊會議（近年還包括印度）放在週末，這樣一來，全年日程一下子就排滿了。假設一年左右就卸任，那麼光是處理這些事務，時間就已所剩無幾了。只有像小泉這樣在任時間超過五年的首相，才能有機會去另一個半球。

應該盡可能放寬國會的束縛，讓首相和外相可以頻繁出訪。打個比方來說，這就如同將移動廣告放到顧客的身旁將有益於整個公司的市場營銷一樣。

對外公開與中國在尖閣諸島周邊海域衝突的視訊

第二項緊要課題，雖然適用範圍較窄，但有必要收集並迅速上傳視訊。中國執法部門希望在尖閣諸島（釣魚島——譯註）周邊造成執行管轄權的既成事實。為此，中國在錄製現場影像和音效時力圖造成一種本國船隻是執法方、日本船隻是「被」執法方的效果，並通過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向全世界播映。

日本沒有採取對抗行為。主要原因或許在於責任與命令體系模糊不清，無人願意承擔風險。此時，應該靈活轉變思維，詳細錄製己方與中國船隻在海上沖突的視訊，並上傳到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瀏覽的網際網路上。

實際上，日本早就有這種公開現場視訊作為證據供世人閱覽的先例。那就是在南極海上開展的調查捕鯨活動。捕鯨船隊經常用視訊記錄己方船隻與惡名遠揚的海洋守護者協會（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在海上的遭遇、衝撞場面並上傳到網上。然而，筆者本人並不贊同這種行為。

無限期停止遠洋調查捕鯨，避免「厭惡日本」情緒加劇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個論點，日本一旦有望在沿岸地區捕到小鬚鯨，就應當無限期停止遠洋調查捕鯨活動。作為一種產業，捕鯨業的銷售額和就業規模都可謂微乎其微，因停止這種調查捕鯨而遭受影響的人很少，即使為他們的轉行提供周全的幫助，也不會造成太大的經濟負擔。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行業，在世界名人（多為動物保護人士）中樹敵無數，令那些友邦，甚至應是同盟夥伴的澳洲、英國、紐西蘭和加拿大等國對日本頓生厭惡之情，消極作用之大，尚無出其右者。順便提一句，它甚至還令海洋守護者協會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因阻撓抗議日本捕鯨船活動，捐款額大增——譯註）。如果無論如何想吃鯨魚肉，那麼可以開闢途徑捕獲日本沿岸地區的鯨魚。

目前，澳洲已將日本告上了國際法庭（ICJ），要求禁止捕鯨活動。當然，日本可以據理力爭，但即使日本勝訴，也不應該堂而皇之地前往澳洲周邊捕鯨。獲得勝訴判決後主動放棄遠洋捕鯨，筆者認為這也不失為明智之舉。

積極促成首相與外相的出訪、充分運用視訊影像、停止捕鯨活動。借助這三項舉措，日本的對外宣傳能力，至少將優於現有水準。

（2012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