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關係2.0」新時代的歷史要求

細谷雄一 [作者簡介]

[2013.11.14]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2013年9月5日晚,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召開的G20峰會晚餐會前,安倍晉三首相與韓國朴槿惠總統進行了短暫交談。自2月上任以來,朴總統一直迴避與2012年12月組建第二次內閣的安倍首相舉行首腦會談。韓方認為,日本政治家在歷史認識方面的失言和麻生太郎副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導致兩國之間尚不具備舉行首腦會談的條件。雖然時間短暫,但這一次總算是日韓首腦在朴總統上任半年多以後首次進行了直接接觸。由此可見,日韓關係已經冷卻到了何種程度。

朴總統在聖彼得堡與德國梅克爾(Angela Merkel)總理舉行會談時稱:「如果缺乏治愈歷史傷痛的態度,而只是一味地觸碰傷口,恐怕就難以實現(和解)」,表示依然難與日本實現和解。同時,以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汙染水洩漏為由,韓國政府於9月6日宣布全面禁止進口包括福島縣在內的日本8個縣的水產品。韓國為何要對日本採取這樣的批判立場和嚴厲態度呢?

當前日韓關係的性質已不同於當初邦交正常化之時

在思考上述問題時,首先必須理解: 1965年簽署日韓基本條約實現邦交正常化之時與經過近半世紀以後的現在,兩個時期的日韓關係的性質在本質上發生了巨大變化。1965年,兩國間往來人員數量僅為22,000人左右。而2010年時,這一數字突破了500萬。雖然字面上同樣都是「日韓關係」,但無論人員交流數量、所處國際環境,還是兩國的政治體制情況,均已不可同日而語。

簽署日韓基本條約時,通過軍事政變奪取政權的朴正熙總統(朴槿惠總統之父)正領導著韓國政局。在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和開發獨裁(經濟高速發展和權威主義政治體制相結合——譯註)的權威主義體制下,日韓關係的構建過程並未充分反映韓國的國民感情。面對北韓、蘇聯、中國等共產主義敵對國家,作為身處最前沿的韓國而言,無論是出於安全保障還是經濟考慮,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都具有絕對重要性。此外,當時在推進經濟現代化方面,韓國也離不開日本的經濟支援和投資。而日本方面也有相似情況,在佐藤榮作政權這樣一種自民黨一黨獨大的體制下,外交事務完全由自民黨和外務省一手主導。換言之,日本和韓國雙方都採用了一種脫離國民輿論的形式,在政府與政府之間達成妥協,成功簽署了日韓基本條約。

如果將上述基於政府間共識所形成的20世紀60年代的日韓關係稱作「日韓關係1.0」,那麼現在的日韓關係或許應稱為植根於國民輿論和國民感情的新型日韓關係,即「日韓關係2.0」。「1.0」與「2.0」是性質具有根本差異的兩種雙邊關係。隨著韓國政治的民主化與市民社會的成熟,韓國民眾已經可以更加自由、更具攻擊性地吐露個人感情了。此外,韓國傳媒不再平抑這種國民感情,反倒更願意表現出靠近國民感情的態度。韓國的政治領導人再也無法忽視這種國民感情。而韓國國民輿論和傳媒則將發洩不滿和批判的矛頭同時指向了韓國政府和日本政府。

2013年8月30日,「追求全新領導力、和平與繁榮的日韓關係」論壇(主辦:韓國亞洲研究基金,後援:日本財團)在東京召開。筆者和韓國延世大學文正仁教授、韓國新國家黨國會議員吉炡宇、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韓國慶熙大學林成浩教授共同參加了主題為「民主主義與和平」的第一分會,就日韓兩國的民主主義對外交所造成的影響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圖片提供:日本財團)

通過增進兩國國民的交流與理解,構建穩定的日韓關係

可以說,隨著民主主義在日本與韓國不斷成熟,日韓雙邊關係就變成了一種性質錯綜複雜的東西。民主主義導致外交活動複雜化的事例屢見不鮮。生活在19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雖然「民主政治有助於增加國家內部的力量」,但「若要調整重要事業的細節、堅持某種計劃或排除障礙實現計劃,民主政治恐怕就難以做到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有時候「人民群眾會被無知或情緒所牽絆」。隨著民主化的發展,韓國國民終於可以對本國政治領導人在從軍慰安婦和日本歷史認識等問題上的處理方式自由發表批評意見了。正因為同是民主主義國家,所以目前的日韓關係產生了新的複雜性。在這種「日韓關係2.0」時代,為了構建更加成熟、穩定的關係,兩國的市民社會必須走向成熟,正確客觀地認識對方。我們需要理性地面對歷史,而不能感情用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理解對方的感情,進而冷靜地實現協調合作所帶來的利益。

國民感情沒有得到充分反映、僅僅建立在政府間共識上的「日韓關係1.0」時代的日韓關係十分脆弱。我們不應謀求回歸「1.0」時代的那種狀態,而必須構建一種國民與國民相互交流理解的、適應「日韓關係2.0」新時代要求的、更加深厚、多層面的、綜合性的日韓關係。

(2013年9月7日)

  • [2013.11.14]

nippon.com編輯委員。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教授。1971年生於千葉縣。1994年立教大學法學系畢業。2000年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所政治學博士課程結業。歷任北海道大學法學系、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專職講師,06年任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副教授,2011年任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教授。著作有《戰後國際秩序與英國外交——戰後歐洲的形成,1945-51》(創文社,獲三得利學藝獎)、《大英帝國的外交官》(筑摩書房)、《倫理戰爭——東尼·布萊爾的榮耀與挫折》(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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