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STAP論文丑聞,看科研管理問題

薩勒・斯文 [作者簡介]

[2014.06.27]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理化學研究所等的多名研究人員聯名共同撰寫的有關新型萬能細胞(STAP細胞)論文,疑點破綻接二連三。醜聞浮出水面後,引發了日本傳媒不斷升溫的報道熱潮。實際上,這類情況不僅暴露了日本的科研機構,同時也暴露了整個學術界在科研管理上存在的問題。

目光短淺的傳媒報道

對論文中存在的學術不軌行為,傳媒的關心一味集中在「有關研究人員有多少人涉及了數據的竊用、篡改及捏造等不當行為」這一點上。但我認為,這一事件引發的問題不僅限於此。諸如傳媒應該如何報道?為確保《自然》等專業雜誌品質的審核制度中存在怎樣的弊端?究竟什麼是科學和學術?甚至社會上對研究機構、科學刊物等的實際情況缺乏理解等,都是需要思考和追究的問題。

4月9日,STAP論文的學術不當行為暴露,傳媒報道升溫。在記者會上辯白的理化學研究所研究小組組長小保方晴子(中)(照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首先來看一看傳媒的問題。2014年1月,由14名科研人員撰寫的兩篇刺激觸發採集多能性細胞(STAP細胞)論文,發表在著名的科學雜誌《自然》上,傳媒對此進行了異乎尋常的狂熱報道。無疑對傳媒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話題。因為引領世界的科技水準,是戰後日本的驕傲,自我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傳媒描繪的「英雄故事」能夠輕而易舉地被民眾接受。但是,它們狹隘地強調的是「前程美好的年輕研究員率領的科研小組,撰寫出的論文刊載在了著名的科學雜誌上」這一側面,而對論文有可能受到的質疑和反駁,卻未能予以充分的報道。

正因如此,當疑雲浮現時他們陷入了深深的幻滅感中。傳媒應採取更為慎重的態度來對待短視的炒作,因為在很多情況下會出現適得其反的結果。而且,那些記者們好歹都是大學畢業的,起碼應該懂得學術論文發表後要得到他人的驗證。許多科研人員會閱讀論文、分析其內容、進行證實及反駁。任何研究結果無一不將受到他人的質疑和檢驗,時而還會發現被忽視的真相,這在科學領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科學到底是什麼?

《自然》雜誌上刊載了有缺陷漏洞的論文,這也是一個問題。《自然》雜誌在審查論文時,採用的是委託該領域著名學者「審讀」的制度。審讀人找出論文中的矛盾點、是否存在剽竊,對論文品質、結構、寫作技巧等負有徹底調查的責任。儘管如此,卻未能發現STAP細胞論文的剽竊之嫌,這無疑證明「審讀」制度本身存在著缺陷。

審讀要求匿名,但即便審讀者不知道論文撰寫人的名字,也不一定能夠確保匿名性。例如幹細胞,特別是STAP細胞,科研人員原本就不多,再加上又有14名共同撰稿人,那麼即便匿名,對執筆人是誰也能猜出個大概。如果碰巧審讀人對撰稿的研究人員(或研究小組)抱有好感,他或許會在未經仔細審核的情況下就做出刊載的指示。相反,儘管內容完美,但若對研究人員印象不好,那麼也有可能不予刊載。至於不予刊載的理由,那是隨意都可以找得到的。

再有,這裏還牽涉到社會上對科學的普遍的認識問題。傳媒如此大肆炒作論文問題的理由之一,可以說是至今人們還普遍相信「科學是精確無誤的」這一點。大多數人都把學問分為「科學」和「人文科學」,認為科學是一門精確無誤的學問,而對人文科學則未必追求其正確性及客觀性。(在日語中,science和humanities分別稱作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者的差異不如英語那樣明確。)

但是,觀察一下STAP論文問題你就可以明白,「科學是精確無誤的」這一說法是靠不住的。在科學方面,往往需投入巨額資金,而且時而會受到傳媒的高度關注,操控數據的概率(或者說是誘惑)也遠遠高於人文科學。

而且龐大規模的研究經費還不是唯一的問題。例如,被譽為現代遺傳學之父的孟德爾(Gregor Mendel ,1822-1884年),發現了遺傳的規律,但實際上他的實驗數據存在缺陷。今天人們都知道,根據他記錄的實驗方法是無法得出那樣的結論的。然而他卻成功地發現了遺傳規律,這是為什麼呢?現在的定論認為,這是由於「實驗的方向性是正確的,孟德爾對此深信不疑,即是由所謂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1)』作用所導致的」。也有其助手操縱了實驗結果的說法,但很有可能是孟德爾無意中選取了自己希望得到的結果。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了實驗、選擇了結果的「確認偏誤」和故意操縱實驗數據——兩者的界線是非常微妙的。但有一點確切無疑,那就是科學和世人普遍的認識不盡相同,它既不精確也不客觀。

查明原因,杜絕學術不端行為

此外,此次的論文丑聞還凸顯了剽竊,即智慧財產權被盜用的問題。目前尚不清楚STAP論文的有關作者將被追究何等責任,但抄襲剽竊已發展成為現今世界教育和研究一線中的一個嚴重問題。以德國為例,在過去三年內,有兩名政府部長因博士論文的剽竊問題曝光而被迫辭職。我的學生最近也成了剽竊的受害者。他的論文被人擅自抄襲,並作為碩士論文提交給了一所美國大學,最後上傳到網際網路上。

現在,許多大學都在教育學生,剽竊有反科研倫理,是嚴重的違規行為。而且,不少大學還利用「Turnitin」軟體檢查有否抄襲剽竊。即便如此,有待改善的餘地依然很大。因STAP論文問題而為人議論紛紛的理化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等一流研究教育機構也不例外。剽竊不同於考場上的舞弊,是不可原諒的盜竊行為,必須通過一切方式讓學生及年輕的研究人員認識到這一點。

要而言之,此次的論文事件,暴露出科研領域根深蒂固的深層問題;它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傳媒也不該僅對每一研究人員個人的是非曲直評頭論足,而是要將報道的重心放在更為本質的方面。但不幸的是,學術界呈一種上下層次結構,加上傳媒報道又有易熱易冷的傾向,導致最終可能只是象徵性地採取措施以解燃眉之急,並不伴有進一步深入調查原因的後續行動。

(2014年3月27日 原文英文)

(※1)^ 指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的片面詮釋

  • [2014.06.27]

上智大學副教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東京事務所日本代表。1968年生於德國。在美因茨大學、科隆大學、波昂大學攻讀歷史學與政治學。在金澤大學留學4年後,於1999年獲得波昂大學文學系日本研究專業博士學位。歷任德國日本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部部長、東京大學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等。合編著作有《Eisendecher公使的相冊:明治初期的日德外交》(OAG德國東洋文化研究協會、Iudicium,2007年,日文、德文)、《Pan-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Rowman & Littlefield ,2011年,英文,2 vol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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