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日本外交實現的五個轉變

小倉和夫 [作者簡介]

[2015.12.08]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安倍首相的戰後70週年談話已經演變成一個外交課題;而安保法制,也在受到了盟友歡迎的同時,遭至了中韓兩國的反感。日本外交不僅要面對是戰後70週年這個歷史節點,還面臨著從「戰後模式」實現全面轉變。

修正、擺脫、轉變、超越、重組等關鍵詞

當今日本,人們高呼要深化日美同盟,而另一方面,國民對沖繩基地問題缺乏共識的現象又十分突出。同時,儘管有必要應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崛起,但至今也無法防止過去的歷史問題演變為外交問題。此外,人們也開始重新斟酌日本自身針對國際恐怖主義行為和憑藉軍事行動改變現狀行為的應對方法。這種情況暗示著日本的外交已經來到一個重大拐點。

換言之,已經到了一個應該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外交軌跡,認真討論應該修正哪些地方、轉變哪些地方的時期。可以認為,當我們樹立這種問題意識後,日本外交至少需要在5個層面分別進行修正、擺脫、轉變、超越和重置。

1. 修正制動器外交

就與日本外交的關係而言,憲法第9條一直在國內外都扮演著「制動器」的角色。

在與美國的關係方面,憲法上規定只要不是為了「日本的自衛」,那就不能實施軍事行動,可以說憲法第9條一直充當著對美外交上的「盾」。

在與中韓等周邊鄰國的關係方面,憲法第9條規定即使日本加強自衛力量,也不可能向外國出兵,也發揮了某種「制動器」的作用。

不僅是憲法第9條,日美安保條約也是如此,姑且不談官方立場,實際上,人們一直在討論是否將之作為具有遏制日本行使軍事力量這種功能的條約,為其賦予合理化色彩。

還有聯合國。聯合國外交一詞本來意味著重視聯合國的外交,然而,即使是在聯合國的旗幟下,日本也從未痛痛快快地開展過維和行動(PKO)等行使軍事力量的行動。在此次圍繞集體自衛權的爭論中,也並不是說只要聯合國做出決議,日本就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參加軍事行動,莫如說聯合國似乎扮演了所謂「制動器」的角色,避免了日本被日美安保條約所牽制,參加一些不一定符合聯合國方針的軍事行動。

因此,日本的外交,在涉及行使軍事力量的問題上,從來都不是依據國家利益和國際正義來判斷是否應該行使軍事力量,而是圍繞能夠以什麼東西為制動器來向國內和國際社會加以解釋這個中心來制定戰略的。

不過,進入國際恐怖主義、網路攻擊、飛彈防禦的時代後,出現了一種疑問: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在這種「制動器外交」下恐怕不會有效發揮作用。此次的集體安全保障法案也可以視為針對這個疑問做出的一種反應。從這個意義而言,爭論的焦點依然是制動器在哪裏,問題在於人們對到底是為了什麼而行使、基於何種理念來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關鍵點的態度始終有些含糊(「允許行使」這一措辭本身就是一種制動器式的思維)。

比如我們幾乎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設問:當大家都準備為了守護民主主義體制而行動時,由於沒有出現針對日本領土的侵略,是否就不需要加入相關軍事行動了呢?換言之,對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等憲法理念遭到踐踏的國際事態袖手旁觀的做法才是違背了憲法的理念——為什麼幾乎沒有出現這樣的討論呢?

如此想來,制動器外交就是一種敷衍,說得好聽一點是一種緩議(moratorium)外交,恐怕我們已經跨入一個應該深入討論日本這種外交還能堅持多久,以及是否應該堅持等問題的時期了。

2. 擺脫自守外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了海外領土、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和國家神道思想支柱的日本無論在物理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陷入了自守「日本」的狀態。換言之,日本這個概念不再是帶有某種理想的精神共同體,而只是一片被確定的領土這樣一種物理概念了。

長期以來,人們保持著日本和外國之間彷彿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線這樣一種觀念。結果,在領土問題上,人們只是強調確保地理意義上的土地及與之相伴的經濟權益問題,一直輕視「領土」包含著或者說應該包含著日本應該主張的主義、觀念和理想(比如,若與英國在福克蘭群島爭議中的立場加以比較,或許就會發現的確如此)。

最終,在日本的外交中,向國際社會堅決主張日本精神(比如民主主義、人權等)的這樣一種作為精神要素的領土感非常薄弱。然而,集體自衛權的觀念具有守護共同價值的一面。現在我們必須思考今後日本要和盟友共同向國際社會提出怎樣的精神和價值觀。可以說,我們必須制定在廣闊世界作戰的戰略,而不是閉門自守。

3. 轉變「非非」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以來,日本一直是某種意義上的國際孤兒,戰後很長一段時期,日本始終致力於向國際社會展現自己是一個能夠被國際社會接納的國家(即和平民主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段時期,日本的外交(宣傳外交)專注於如何向人展示「非」軍國主義日本的形象。後來,又開始宣傳日本是一個在經濟上達到了發達程度的國家(換言之,日本並「非」一個憑藉低廉工資擾亂世界市場的國家)。那個時代過去以後,日本又致力於營造一種並非單純只是富裕,而是願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國家(換言之,日本並「非」拜金主義和經濟動物)形象。

然而,日本現在面臨的課題是如何跨越這種「非非」外交,向世界宣傳超現代的明日社會的狀態。在某種意義上,日本正面臨如何建設和宣傳一個引領世界的日本這樣一種考驗。那麼,恐怕日本也必須在外交行動中反映出自己針對明日世界課題的勇敢努力。

4. 超越國際貢獻外交

轉變「非非」外交也與富裕以後的日本所展開的所謂國際貢獻外交有所關聯。針對構建和平、社會開發、文化創造等領域的貢獻成為了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但這個概念是以日本在現有國際秩序這一前提條件下能夠做出哪些貢獻這種觀念為基礎的。可是現在中國已經崛起,而且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體制,並維持著作為第三世界成員的立場。換言之,中國是一股意欲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勢力。

此時,難道日本只是努力守護現有國際秩序就足夠了嗎?針對如何創建覆蓋新興國家的經濟秩序,構建充分照顧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國際政治秩序這一問題,恐怕日本必須獨立或在可能的情況下和以歐美各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一同規劃藍圖。日本必須超越為國際秩序做貢獻的外交模式,邁向創建全新國際秩序的外交模式。

5. 重置脫亞入歐思維

在構建這種全新國際秩序時,恐怕日本必須在將蓬勃興起的亞洲思想和觀點注入國際秩序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為此,除了充分傾聽亞洲的聲音外,還應該努力提煉亞洲價值觀中應與世界共享的部分,和其他亞洲國家一同面向全世界傳播亞洲的想法。

基於這樣的觀點,日本也必須努力將本國與中韓在歷史問題上的摩擦控制在最低程度。那些反省過去的語言並不是為了照顧曾經造成過困擾的周邊鄰國的國民感情。恐怕必須還要和針對自己曾經踐踏過本國國民的人權和自由這段歷史的真誠反省結合起來。關於人權、民主、平等這些觀念,當這些價值在亞洲各國(包括日本自身)內部遭到踐踏時,必須嚴肅對待。

只有這樣做,才能與世界共享真正的亞洲價值觀。人權、民主、平等這些觀念並非西歐思想特有之物。它們也是以一種不同於西歐的形式和狀態在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的傳統中生長起來的東西。現在,或許我們應該改變按照西方價值觀來實現亞洲現代化的思路,開展一種通過與全世界共享強調與自然共生的亞洲思想來應對未來世界性課題的外交。

標題圖片:抵達南蘇丹參與維和行動的陸上自衛隊隊員(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 [2015.12.08]

青山學院大學特聘教授,東京2020奧林匹克・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申辦委員會評議會秘書長。1938年生。東京大學法學系、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畢業。1962年入外務省。歷任文化交流部長、經濟局長、外務審議官、駐越南大使、駐韓國大使、駐法國大使。2003年10月至2011年9月,擔任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著作有《對全球主義的叛逆》(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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