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後日臺關係將如何變化——臺灣的蔡英文新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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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臺灣政黨輪替,政權從馬英九的國民黨手上,移交給了蔡英文的民進黨。本次政權交替的一項特徵,是日本與臺灣雙方都對更加密切的日臺關係,抱著前所未有的高漲期盼。這也可以視為是蔡英文政權重視日美,和中國稍微拉開距離的路線,與近來日本掀起的「哈臺」熱潮之間,產生了「化學效應」的結果。同一時間,從中國政府高官的發言中,我們也可以窺知中國對於日臺關係的融洽氛圍,開始繃緊了神經。

然而,政權交替前夕,在沖之鳥島(沖之鳥礁,下同——譯註)近海處爆發了臺灣漁船扣押事件。這一緊張事態再度印證了日臺之間在領土、領海問題上,有產生對立衝突的潛在危險。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該如何面對「5・20(政權交替之日)後的日臺關係」呢?筆者試將就此進行一番思索。

「日華」與「日臺」的雙重結構

首先,一切的大前提,就是臺灣與日本雙方關係的難處,在於「中國」總夾纏其中。這個說法雖然稍嫌直接,但若僅把日臺關係獨立出來看,則「中國」對於日臺關係的維繫與發展,常常成為阻礙的要因。這並不單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基於「一個中國」原則而排斥日本與臺灣走得太近,而是指臺灣內部含有的「中國」的成分,與日臺關係的搖擺不定密切相關。在這方面尖閣諸島(臺灣名稱:釣魚臺,下同)、慰安婦,以及沖之鳥島等問題,都相當具有象徵性。

要理解這份難處,必須從存在於日臺關係之中的「日華」與「日臺」的雙重結構談起。「日華」指的是「日本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日臺」指的是「日本與臺灣」的關係。許多臺灣研究者都指出,二戰後的日本與臺灣,是抱著「日華」與「日臺」的雙重結構一路走到現在的。而就我的觀察來看,近來的日本和臺灣的關係,似乎能歸結出一個整體傾向,亦即當「日華」的那一面占上風時雙方關係便會弱化,而當「日臺」那一面呈強勢時雙方關係則趨向穩定。

附帶一提,我文中的「日華關係」,在臺灣的對應稱呼並不是「華日關係」,而是「中日關係」。當然在目前的臺灣,一般認知裏「日中關係」指的是日本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但一直到今天,我仍舊能不時地在國民黨相關人士訪日時的演說等場合,聽見「我們中日兩國……」一語。當然,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相當於臺灣的大使館)的人深諳日本習慣,因此一定會使用「日臺關係」一詞。但從臺灣的外交立場而言,原則上「中日關係(華日關係)」才是正式的稱謂。

「日華」的摩擦與「日臺」的強化

在「日華」關係裏面,容易產生摩擦的最大原因,在於中華民國過去曾與日本發生戰爭,是擊敗日本的同盟國之一,因此雙方形成了戰勝國(中華民國)對戰敗國(日本)的定位。由中華民國式的歷史觀點來看,日本意味著那個在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譯註)中,蠻橫強硬地將臺灣搶走的國家;而臺灣本身,便成了在對日關係方面的道德上的批判材料。在其餘歷史問題或領土問題方面也一樣,中華民國身分的臺灣,會死板教條地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而日本一般不把無邦交的臺灣看作中華民國,一旦遇上衝突便會困惑於「臺灣為什麼會像中國一樣,態度如此強硬」。

另一方面,因著50年的日本統治,日本與臺灣之間產生了猶如土壤中根莖一般千絲萬縷的人際交流往來關係,這便是「日臺」關係的核心。而支撐維繫這種關係的,是如同前總統李登輝那樣接受過日文教育的臺灣人、像作家陳舜臣那樣因為種種緣由戰後繼續生活在日本的臺灣人、以及引起熱議的電影《灣生回家》中描述的「灣生」——也就是在臺灣出生、長大的日本人。日本與中國在近代史中的衝突摩擦,並不大會投射在「日臺」關係層面中,因此領土領海問題或歷史問題等等不容易成為議題焦點。

二戰後,日本與中華民國在1952年建立邦交,當時對日本而言,在外交層面上的「中國」即為臺灣,亦即中華民國。那時「日臺」層面的人際往來依然持續,一直到1972年斷交為止,雙方的關係簡單地說就如同一枚硬幣,「日華」是其正面,而「日臺」是其反面。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國民黨政權,在那段時間極力讓「日臺」這一面,深埋於水面之下,並間或展開政治運動,試圖藉著批判「皇民化」而徹底洗去臺灣內含的「日臺」成分。

日本與臺灣的關係——「日臺」漸成主流

1972年雙方斷交後,官方領域裏「日華」退守,使得「日臺」關係在某些層面上作為「日華」的替代變得容易浮上檯面,但即便如此,當時臺灣方面依然態度不變,強調自己身為中國正統政權的立場,因此「日華」仍舊把守著硬幣正面的位置。這種狀況的改變,一直等到了上世紀90年代。肩負著日本統治時代的政治家李登輝登場,「日臺」由此方得從幕後走向臺前。特別是在1995年前後,當他身為總統進入穩定期後,開始積極地說出那份內化於心的「日本」。不論是在司馬遼太郎的《臺灣紀行》裏,還是在李登輝自己的著作內,他的對日態度基本上都是以「日臺」的思維為基礎的,在廣泛獲得日本人好感的同時,也令臺灣內部的中華民國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心生不快。

即便在最近,針對李登輝的對日關係發言,馬英九之所以會那樣地窮追猛打,不就是因為身為「日臺關係」的政治家李登輝,和身為「日華關係」的政治家馬英九這兩人的意見分歧所致嗎?例如,多屬「日臺」派的民進黨等本土派系,對於尖閣諸島的主權意識並不濃烈;相形之下,對國民黨等「日華」派而言,這就是個無法退讓的問題。在沖之鳥島發生的漁船扣押事件中,民進黨之所以和帶頭抨擊日本的國民黨步調一致,其原因就在於只要在制度上,他們是中華民國的政黨、行政官員或立法委員,那麼在政治倫理問題上,就無論如何也脫離不去中華民國式的論調。在這個問題上,下任駐日代表人選的謝長廷,就是否該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表達了審慎的態度,因此被支持國民黨的人士冠以抨擊性的詞語「皇民」而大張撻伐。從中華民國式的價值觀裏看,「皇民」一詞擁有幾近於「賣國賊」的力道。

不過,整體來說,打從李登輝時代開始,日本與臺灣的關係,逐漸由「日華」向著「日臺」傾斜靠攏,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而臺灣自己的大中國意識衰退,臺灣認同意識日漸高漲,也讓「日臺」關係開始逐漸成為日本和臺灣關係的主流。

饒富興味的是,李登輝政權之後,在2008年政權交替之際,被視為「反日派」的馬英九出任總統,是否會導致日臺關係惡化,曾一度引起人們憂慮。但就結果來看,8年下來,日臺關係不僅沒有惡化,反而在涉及尖閣諸島問題上,締結了劃時代的日臺漁業協定,還實現了懸宕多年的故宮珍寶赴日展覽。不論是在日本還是臺灣,都有看法認為,「目前的日臺關係是斷交後(或二戰後)最好的」。只不過在陳水扁執政末期,同樣也曾出現過「歷來最佳」的評價。這個現象可說是意味著,自李登輝以後,日臺關係雖受諸多問題所困,卻也以「日臺」為基礎,呈現前景看好的上升趨勢。前不久雙方面對震災,互相援助,互釋善意,這樣的良性循環,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在「日臺」關係趨於主流化的潮流中產生的現象。它不受「日中」關係在近現代史問題上的影響,純粹以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或情感為基礎,是彼此互相援助這種民間的「日臺」意識所幻化出的美好結晶。

授勳,一種非正式外交的交流

透過這次政權交替,一般認為比起「日華」路線,將更偏重「日臺」關係的民進黨政權於焉誕生。而即使與日本發生領土問題或史觀問題,民進黨也很可能會以「不像國民黨那樣掀起軒然大波」這樣的潛規則,來協調對日關係,而它的背後也存在著希望日本在政策方面對臺灣施予小惠的考慮。然而,因為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日本無法充分滿足臺灣方面的期待,這或會令臺灣方面失意,感受到某種困惑和沮喪。猶記得在陳水扁執政期間,臺灣就曾有過這類不滿。

不過,現今的日本政府與當年已是狀況大異,多了好幾種對臺灣表達善意的方法,手中的牌也增加了幾張。其中,授勳予臺灣相關人士或許就是個好例子,這在筆者近期出版的拙著《何謂臺灣》(筑摩新書)中,也多有說明。自從1972年斷交以來,日本幾乎沒有授勳給來自臺灣的人士,而對中國方面的授勳,則數見不鮮。很明顯,這個差距肇因於是否有邦交存在。

一直到2005年春天,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前臺灣日文教育委員會暨東吳大學客座教授蔡茂豐,長年推動日文教育的努力獲得肯定,獲贈「旭日中綬章」;同年秋天,臺日經濟貿易發展基金會的理事長李上甲,也同樣獲贈「旭日中綬章」。其後,授勳者持續增加,其中的知名人士,有在2012年獲頒「旭日重光章」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集團前董事長辜濂松和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而2015年秋天獲得「旭日重光章」的彭榮次,則是在幕後安排李登輝訪日的人物;知名的親日派財經界人士,奇美企業的許文龍也獲得了「旭日中綬章」。

另一方面,在2015年獲得「旭日重光章」的江丙坤,作為馬英九政府的對中國窗口,置身於磋商改善中臺關係的第一線;而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前駐日代表許水德,則獲頒「旭日大綬章」,這是歷來的臺灣授勳者中等級最高的。除上述授勳者外,在司馬遼太郎《臺灣紀行》或小林善紀《臺灣論》裏,以「老臺北」之姿登場的蔡焜燦,也在2014年獲得了「旭日雙光章」。

由此可以明白,日本政府意圖性地以超越臺灣內部政治立場的形式,授勳予對日臺交流有貢獻的人物,藉此達到長期強化日臺關係的目的。在日本不能與臺灣有正式「外交」的情況下,授勳可以說是「非外交」領域中為數不多的有效手段。

在蔡英文新政權之下,將日臺關係推向新高峰

日本與臺灣的關係,絕不單單是雙方之間的關係,這裏面難以排除來自美國、中國等大國的影響。若從「臺灣與日、美、中」這個觀點出發,美中關係正如同南海問題所象徵的一般,孕育著緊張的空氣;而美國出於戰略性目的打出重視日本、臺灣舉措;這對日本而言,也形成了一種更易於和臺灣往來的因子。與此同時,中國在馬英九政權下的中臺蜜月期,對於日臺雙方些許的相互靠攏,採取了姑息容忍;但在民進黨掌權後,一旦中臺關係冷卻,中國將更加警惕日臺關係動向。而另一方面,眼下日中關係轉趨改善之際,先是日本岸田外相訪問中國,而今年安倍晉三與習近平的首腦會談,也已開始納入視野,如此一來,中國也不好過度地抨擊日本。

另外,從本文主旨來說,較之執著於「日華」關係的國民黨政權,民進黨政權在這方面意識淡薄,日臺關係相對不易陷入嚴重衝突。日本近來還受到堪稱「哈臺」這股喜愛臺灣的熱潮支撐,不論是出於戰略考量還是情感因素,都希望珍視臺灣,這種動機也作用於政治層面。而且,從過往的政策、行動中看來,當今安倍政權對臺灣的重視亦是毫無疑問的。統整上述種種條件,筆者認為,蔡英文新政權下的日臺關係,將非常可能比過往都來得安定,且將更容易謀求雙方關係的深化。日臺關係歷來總是受到「一個中國」原則的嚴重束縛,限制極多,而大國中國更將臺灣定義為核心問題之一。對此,現在或許可以說是一次歷史性的機會,雙方可在審慎、仔細地明辨中國每一個反應和動作的同時,更加積極地在「非外交」領域,或者在「外交」與「非外交」之間的灰色地帶,大加拓展日臺關係的廣度與深度。

臺灣認同意識在臺灣的蓬勃茁壯,也意味著在臺灣人心中,「希望重視臺灣的利益與尊嚴」這樣的國族主義正逐漸增強。我期盼日本方面在處理尖閣諸島、慰安婦、沖之鳥島等橫亙在日臺間的各類問題時,能關注臺灣社會的這種民情民意風氣,掌控好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的平衡,為不破壞關係改善的趨勢,反覆對話,恰到好處地協調運作。

民進黨新政權已決定派出曾歷任等同首相的行政院長一職,並於2008年以民進黨推舉的候選人挑戰總統大選的謝長廷,作為新一任駐日代表。日本方面過往出任交流協會臺灣事務所長這個大使角色的,以慣例主要是有日本駐外使領館大使領事資歷的人才。而今後,配合臺灣方面推派的重量級人物,日本方面也不妨探討做出更具震撼力的人事安排。

(2016年5月16日)

標題圖片:出席了在日臺灣人舉行的後援會餐會的蔡英文總統(右),2015年10月6日於東京(圖片提供:時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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