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石碑——有感於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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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斑駁的歷史

今年春天,我在那霸與沖繩大學的又吉清盛教授見面時,從教授那裏第一次聽說了長崎有一座與牡丹社事件相關的石碑的事。

石碑佇立在陡峭坡道的登頂之處(圖片提供:平野久美子)

我立刻聯絡了當地的大學教授與對歷史所知甚詳的友人,獲得了在長崎市東邊的西小島町一帶石碑似乎仍然現存的回答,於是決定出發前往長崎。

從昔日「唐人屋敷」(江戶時代「鎖國」政策下建立的中國人住居區——譯註)所在地館內町,踏著陡峭的石階攀登而上,一個大約300坪、由石牆圍繞的場地頓時出現在眼前,走近仔細一看,這塊空間的一部分延伸到小學校園的後院。進去之後,就會看見建於1875(明治8)年的「臺灣役戰歿之碑」和「征臺軍人墓碑」,與戊辰戰爭參戰紀念碑「振遠隊之碑」並列佇立其中,四周雜草叢生,落葉滿地。

石碑全數都已變色呈黑。一旁則可見由各地出兵戰死、或者是病死的兵士的墳墓,像將棋(日本象棋)的步兵棋子一般排列著。視線中與墓地及小學校舍2樓幾乎相同高度的,是以坡道多而聞名的長崎獨有的風景。從1861(文久元)年開設的西醫醫院「小島養生所」就在旁邊一事來推測,當年因感染了瘧疾而返鄉的兵士,應確實是在此接受的治療。

「征臺軍人墓碑」(左)和當時的大倉組捐獻的石燈籠(中),右為合葬殉職軍人軍屬的「軍人軍屬之碑」(圖片提供:平野久美子)

「臺灣役戰歿之碑」上銘記著出兵的意義以及永久彰顯戰歿者名譽等的內容,「征臺軍人墓碑」上則記載著天皇在明治7年4月發出敕令一事,以及出兵臺灣的日本軍的輝煌戰果等內容,但文字早已斑駁難辨。一手拿著事先準備的資料(做參考),一手試著去石碑上勾勒以漢文文體書寫的碑文,漸漸地我的手指尖上微微感觸到了「牡丹鄉之賊」這幾個文字。

帶領我到訪的友人介紹說:「每年一度在春分的時候,似乎有志工聚集於此,進行供養祭拜,但市民們幾乎對此事一無所知。」

長崎市的文化財保護課表示,牡丹社事件的石碑並非屬該市管轄;而在向護國神社的社務所詢問後,也得到了資料因為原子彈爆炸而遭焚毀、詳細的事情並不清楚的回答。明治初期的長崎,曾經設有擔綱臺灣問題的中央政府外派機關「蕃地事務局」,而長崎作為1874(明治7)年出兵臺灣的據點港口,發揮了很大的功能,即便如此……。今天,活躍於近代日本舞臺的英國商人哥拉巴(Thomas Glover)等人大受讚許,三菱造船所的船塢、吊車等作為近代工業遺產,也吸引了公眾的目光;而與此同時,又存在著為人遺忘的歷史,風化的記憶。

近代日本,初次出兵海外

「征臺之役」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其意義對日本與臺灣自不待言,在日本對東亞的關係上也具有重要含意。臺灣將那場戰役及其源頭——琉球人民遭難事件,一併合稱為「牡丹社事件」,所以以下筆者也依此來記述整個事件的大略經過。

「征臺軍人墓碑」與陣亡者墓(圖片提供:Antoine Pouley)

1871(明治4)年10月,一艘向琉球王府上繳年貢後返航歸途的宮古島船隻,因遭遇颱風而漂流至臺灣東南部,倖存者66人上岸後,有54名遭到原住民(排灣族)殺害。這原本是因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而發生的事件,但卻沒有以常有的遇難事件或單純的慘劇而告終結。當時,明治政府一方面面臨琉球歸屬的問題,一方面針對士族階層蓄積已久的不滿,急於尋求解決的手段,於是便利用了這次遭難事件。1874(明治7)年,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3,600餘人組成的軍隊,出兵壓制了牡丹社與高士佛(Kusu-kusu)社等部落。日本軍為被害者在當地修建了「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後,攜帶了44名罹難者的頭蓋骨歸返。

明治政府藉此為機,向國內外表明琉球為日本所領有,並於1879(明治12)年合併琉球,其後又於1894~1895(明治27~28)年的日清(甲午)戰爭勝利後,進一步將臺灣納入領土。

實現歷史性的和解

我重新對這個事件產生興趣,是在2005年春天。某日我在臺北偶然從電視新聞上看見牡丹社事件加害者與被害者雙方的後裔在沖繩縣會面並進行和解的報道。那樣戲劇般的事情是否真的能夠實現,令我半信半疑,但最終在相關人士的努力之下,於當年6月達成了和解。想必雙方都需要超乎想像的勇氣與寬容心吧。

此後,我在發生牡丹社事件的臺灣屏東縣,見到了當年提倡和解的華阿財先生。身材魁梧、容貌威嚴的他,是高士佛(Kus-kus)社頭目的子孫,原住民名字叫做Valjeluk。華先生從在地的牡丹鄉鄉長一職退任以後,一直以原住民的觀點對該事件進行調查。被清朝視為「化外之民」、又被日本定位為野蠻的加害者的排灣族,儘管是事件的當事者,卻不曾對自身族群的口傳立場有過公開的表述。而令人開心的是,近年作為華先生後繼者的年輕排灣族研究者也已經作育有成。

華阿財先生,手持報道於日方後裔達成和解的報紙(圖片提供:平野久美子)

隨著對事件調查的不斷進展,在華先生心中,希冀超越被害者與加害者的立場、讓彼此間的理解相互深化的想法也與日漸強。

「雖然事件是因誤解而造成的,我仍然對於我們的祖先奪去了諸多無辜的性命一事感到無比後悔。因此,才決定要坦率地認罪和道歉。」

對誠實地面對歷史、並努力堅持從多角度來檢證事實的華先生,我想表達由衷的敬意。關於2005年的和解儀式,華先生對我表示:

「與其永遠將不幸的歷史傷痕留在心中,不如互相癒合心靈的創傷並攜手共同步上和平之路——我們向宮古島的人們發出了這樣的倡議。」

「牡丹社事件」被害者與加害者的後裔能夠超越彼此的立場,為構築朝向未來的關係而共同努力,這種姿態,給予了糾紛、戰爭頻發的現代以諸多的啟示。是的,牡丹社事件絕非已經過去的事件,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該將其遺忘,不論是145年以前的事件、抑或是石碑的存在。

臺灣屏東縣的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圖片提供:平野久美子)

(2016年5月9日)

標題圖片:華阿財先生,一直以排灣族的觀點從事事件的驗證(圖片提供:平野久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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