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日協定簽訂100週年

MOLODIAKOV Vassili [作者簡介]

[2016.10.27] 其它語言:日本語 | 简体字 | Русский |

百年往昔,日俄戰爭之後

俄語中的「百年」一詞具有魔法般的力量。聽到俄羅斯人說「希望活到百歲」,你可以理解為他「希望得到永生」。或許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俄羅斯的國情和日本不同,能夠活到100歲的人非常少。

100週年似乎是一個最具分量的時間節點。即使事件本身並沒有那麼重要,但如果恰好發生在100年前,那麼人們還是會產生興趣的。因此,恐怕沒有人能說簽訂俄日協定(第四次)(※1)這件事「不重要」。

1891年,24歲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二世訪問日本(上野彥馬攝於長崎)。後來,在遊覽琵琶湖後,在滋賀縣大津市被日本的警察用佩刀砍傷(大津事件),日本國內舉行了祈禱尼古拉二世皇太子早日恢復健康的活動(出處:長崎市立圖書館)

山縣有朋,1838~1922年,日本武士(長州藩士),歷任內閣總理大臣等職。有「國軍之父」、「元老中的元老」之稱,與伊藤博文齊名,是明治維新時代從卑微出身走向飛黃騰達的代表人物(出處:近代名士照片(其1)1935年)

1916年7月3日,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Sergey Sazonov)和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在彼得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簽署協定,大日本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結成了軍事和政治同盟。在俄日關係史上,這是兩國關係最為緊密的一刻。然而次年,也就是1917年爆發的俄國革命導致俄日同盟失效,葬送了原本蘊含著巨大可能性的俄日雙邊合作。這是極其遺憾的事情。不過,歷史不存在「假如」。到了現在,即使思考到底失去了多少可能性,也不可能得出任何結論。在此,讓我們單純地關注史實吧。

1915年初,日本的報紙開始宣傳報道與俄羅斯構建同盟關係的必要性。時任俄國駐日大使的馬列夫斯基(Nikolai Malevski-Malevich)在給薩佐諾夫的書信中這樣寫道。「從這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打響之日起,日本的媒體就已經開始積極宣揚簽訂俄日協定的必要性。日本的所有報道機構經常都在討論這種必要性,甚至可以感到俄日協定的思維已經在日本社會得到了國民認同……。日本國內認為有必要簽訂俄日協定的呼聲正在日漸高漲。」

俄日協定相關爭論的核心在於為什麼要「結盟」。大部分人認為,所謂「同盟」就是要達成一種協定,在與第三國發生對立時,協定締約國彼此有義務為對方提供軍事支援。實際上,日英同盟就具有這種性質,人們質疑日本與俄國之間是否也需要同樣的協定。

皇室外交成為簽訂日俄協定的突破口

大隈重信,1838~1922年,日本武士(佐賀藩士),歷任外務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等職。早稻田大學創始人(出處:近代名士照片(其2)1935年)

1915年2月,山縣有朋元帥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意見書。山縣對協約國取勝持懷疑態度,認為兩個陣營在這場大戰中將打成平手,世界的力量均衡或將發生崩潰。另外他還認為,美國可能會參戰,亞洲地區的緊張狀態將會加劇。山縣提出,除了日英同盟外,還應該簽訂俄日協定,讓雙方承擔軍事支援和保護中國領土(當然,這是不讓日本和俄羅斯以外的其他國家染指中國領土的意思)的義務。

由於大隈重信內閣並未支持該提議,山縣便試圖爭取大正天皇的支持。他還認為,促成俄國皇室成員訪問東京是爭取天皇支持的最佳途徑。1915年,作為觀戰武官待在俄軍總司令部的陸軍少將中島正武在與俄國皇室外科主治醫師費德洛夫(Sergey Fyodorov)聊天時,裝作若無其事地這樣說道:「如果沙皇閣下派遣堂兄弟格奧爾基大公(George Mikhailovich)作為代理人前往日本,那麼無疑將給日本留下好印象,想必日本在俄德戰爭中將會進一步加強對俄國的支援。」

1916年1月12日,「恭迎俄國大公殿下」(出處:讀賣新聞)

本野一郎,1862~1918年,明治、大正時期的政治家,曾任駐俄國大使。因駐俄10年期間功績卓著,被授予子爵爵位,升為外務大臣(出處: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費德洛夫將這個提議轉達給了尼古拉二世,第2天尼古拉二世就下令派遣格奧爾基大公(※2)前往日本。當時名義上的訪日目的是祝賀大正天皇即位。1916年1月,格奧爾基大公抵達東京時,大正天皇親自前往車站迎接。

在此僅闡述要點,不做詳細展開。當時,由於之前外交官們開展的關於單個問題的談判全都陷入了僵局,所以山縣要求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要與俄國簽訂全方位的政治協定。山縣斷言,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只能依靠日本與俄羅斯這兩個帝國的合作關係來維持。石井和大隈並不是特別希望與俄羅斯建立同盟關係,但山縣始終堅持己見。

薩佐諾夫,1860~1927年,俄羅斯外交官,外交大臣。謀求接近英國和日本,與日本簽訂了日俄協定(出處:Project Gutenberg)

據此前的研究顯示,眾多歷史學家均認為1916年第四次俄日協定的起草者是駐俄大使本野一郎。但文獻表明,開闢了簽訂俄日協定之路的人是兼具外交才能和地緣政治學思維的山縣有朋。山縣的戰略核心是「皇室外交」。針對作為俄國沙皇代理人的格奧爾基大公訪問東京、大正天皇歡迎格奧爾基大公這些事情,任何人都無法公開唱反調。只要有了俄國沙皇代理人訪日計劃的實施指令,那麼其他事情就只是程序上的問題了。

1916年2月18日,本野向薩佐諾夫提出正式開始談判,轉交了外交文書。尼古拉二世認為,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霸權並不穩固,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對俄羅斯有益。俄日協定成為俄日戰爭(1904~1905年)之後兩國關係向前邁出的新一步。因此,將俄羅斯簽訂俄日協定的行為視作是其否定了旨在加強遠東地區影響力的政策的佐證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日俄協定的要點

日俄協定正文1916年7月9日(出處:東京朝日新聞)

公開的俄日協定條文如下。

俄羅斯和日本兩國不可成為將對彼此任何一方形成對立的「任何政治性協定和聯盟」的當事國。

「為了保護雙方彼此承認的、各自在遠東地區的領土權利和利益,兩個締約國應該圍繞支援對方國家的方法進行協商並達成共識」

同時,「為了加强两國間緊密的友好關係」,除協定外,雙方還簽訂了密約。俄日兩國「認為考慮到緊迫利益,保護中國免受對日本或俄羅斯抱有敵意的第三國之政治掌控具有緊迫必要性,必須根據需要,坦率、真誠地隨時交換意見,針對旨在防止上述事態發生的措施進行協商」(第一條)

如果,在中國「採取的措施」導致締約國中的一方與前述的第三國宣布開戰,「基於結盟國一方的要求,另一方必須提供支援」,結盟國「不可在未經另一方同意的情況下與共同的敵國締結和平協定」(第二~三條)。在履行此條文時,「結盟國雙方保證將根據對於任何一方構成緊迫嚴重狀況的戰爭的程度向結盟國提供支援」(第四條)。

5年內締結同盟關係,「除了受政府委任簽訂本協定的人員外,兩締約國應將本協定作為機密」(第五~六條)。俄羅斯的大臣之中,知道存在該協定的只有俄羅斯帝國閣僚會議議長施蒂默爾(Boris Shtyurmer)一人。可是,協定的秘密僅僅維了1年半。1917年11月,掌握了權力的布爾什維克提出「廢除秘密外交!」的口號(※3),為了給還在與德國交戰的協約國和美國造成衝擊,曝光(※4)了關於秘密外交的大量文件。俄日協定就在尚未實現的情況下變成了歷史。

即將迎來俄日協定簽訂100週年之際,執教於筑波大學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巴雷舍夫(Eduard Baryshev)用日文出版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書——《日俄皇室外交1916年的大公訪日》,巴雷舍夫著,群像社。衷心期待該書的俄文版也早日面世。

標題圖片:1916年,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子女。次年的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延續了300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就此落下了帷幕(出處:Romanov Collection, General Collection,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1)^ 規定了日俄戰爭(1904~1905年)後日俄雙邊關係的協定。1907年到1916年,前後簽訂了4次,與日英同盟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及戰爭期間發揮了作為日本外交中樞的作用。1916年7月3日,除第四次日俄協定外,日俄還簽訂了密約,劃定了日俄兩國在滿洲、蒙古、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防止其他國家控制中國,保障兩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同盟。但次年3月,俄羅斯帝國瓦解,協定被廢除。

(※2)^ 格奧爾基大公(George Mikhailovich),1863~1919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之孫。俄羅斯大公。1916年1月12日作為俄國沙皇代理人到訪東京。1月13日 與山縣有朋舉行會談,要求日本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俄國革命後的1919年1月28日,在彼得格勒被處以槍決。

(※3)^ 1917年列寧通過「和平法令」呼籲交戰國廢除過去的一切秘密條約,否定秘密外交,揭露了俄羅斯帝國參與的所有秘密同盟。

(※4)^ 曝光了1916年簽訂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在1916年5月16日簽訂的協商分割鄂圖曼帝國領土的秘密協定),在中東地區的「三舌外交(英國在一戰期間針對中東問題的外交政策——譯註)」遭到了強烈抨擊。

  • [2016.10.27]

拓殖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1968年生於莫斯科。1993年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1996年獲該校歷史學博士學位(Ph.D.)。2002年獲東京大學國際社會學博士(Ph.D.)、2004年獲莫斯科國立大學政治學高等博士(LL.D.)。2000~2001年任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2003年開始任拓殖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12年起擔任現職。出版俄語著作30餘冊,其中有關日本的內容有15冊。出版的日語書籍有《後藤新平和日俄關係史》(藤原書店,2009年)、《日本主義的俄國》(藤原書店,2011年),另發表日語論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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