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歐洲債務危機與全球治理

遠藤乾 [作者簡介]

[2012.04.27]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ESPAÑOL |

始於希臘財政危機的歐洲債務危機已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因素。日本應該如何認識這一危機,採取怎樣的行動呢?

歐洲債務危機歷經幾次跌宕起伏後進入了暫時平穩狀態。眾所周知,2009年末,希臘國債危機引發的極大混亂給歐盟(EU)帶來生存危機,也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因素。2011年末,歐洲中央銀行向民間銀行提供了巨額的3年低利率融資,行之見效,暫時緩解了流動性危機;而2012年2月中旬召開的歐元區財長會議達成的援助協議,也使希臘暫時避免了出現不履行債務的混亂局面。那麼,在這樣一個暫時平穩的時期,我想從“日本應該如何思考和行動”的角度來評述一下這場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對日本造成的三大影響

首先,我們可以認為歐洲債務危機將對日本造成三重直接影響,那就是日圓升值、亞洲經濟停滯和潛在的國債危機。

隨著2月接近尾聲,自2011年以來日圓急劇升值的勢頭也開始有所緩和,但仍難以說已達到了能讓以製造業為中心的日本出口產業從中受益的水準。關於歐元的貶值,除了歐元自身的信用危機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為了應對南歐各國實施緊縮財政造成的低增長和負增長問題,必須維持低利率,因此可以認為在一段時間內歐元貶值趨勢仍將繼續。

與上述匯率因素一樣,歐洲債務危機也對EU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經濟造成了惡性影響。中國對EU出口的增長及EU各銀行對亞洲投放貸款的增長支撐了亞洲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歐洲債務危機引發的歐洲內部的經濟停滯和信用緊縮導致了中國出口放緩,而對歐洲外部的信用緊縮則導致了亞洲地區的生產活動減速,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負面影響。本來,早在雷曼兄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就已經受到了地價及房地產泡沫、工資上漲和其他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影響,歐洲債務危機引發的歐洲經濟收縮更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像這樣,以中國為中心的整個亞洲經濟發展放緩的浪潮,也波及到了日本國內許多依靠零部件交易等業務發展起來的街道工廠。

上述的日圓升值和亞洲的經濟停滯,與泰國洪水等因素的影響相互作用,已經大大加劇了日本貿易收支赤字的擴大,而且還可能導致經常收支的赤字。儘管日本並非沒有可能重拾產業競爭力,並再次長期保持經常收支盈餘狀態;而一旦反過來,當赤字常態化時,針對已超過GDP200%水準的日本政府債務,市場的目光恐怕會變得更加尖銳。

對於累計債務,沒有魔法般神奇的解決之策。只能節省開支、增加收入,寄希望於經濟持續增長。然而,目前由日本民主黨主導的聯合政權非常脆弱,民主黨內部也存在意見分歧。如果假設增稅方案未能成立,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由歐洲債務危機造成的客觀形勢,那麼國債的收益率很可能發生變化。此外,正如由於背上沉重的國家債務而喪失競爭力的義大利那樣,一旦遭到市場拋棄,那麼要再度恢復信用,就必須付出極其巨大的政治及經濟代價。趁現在及時採取措施,想必十之八九能夠大大減少痛楚。

探尋一種對金融全球化具有責任感的未來姿態

其次,存在著應從更長遠的觀點進行思考的問題,它比歐洲債務危機對日本造成的直接影響更為重大。那就是無可逆轉的金融全球化潮流和隨之產生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

根據國際結算銀行在2010年4月階段實施的調查顯示,外匯市場的日均交易額已達到了約4兆美元(包含期貨及互惠外匯信貸交易)。光是現貨交易,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額也達到了約1.5兆美元。相對於2004年的0.6兆美元,意味著7年內膨脹了2.5倍。據稱,如果按照這一水準計算,假設全年共有250個交易日,那麼其交易額將達到當年全球貿易額的66倍,即使保守推算,也有90%以上屬於投機性質的交易。如果對之放任不管,那麼目前暫時平穩的狀態終究只是走向新一輪更大危機的喘息之所。

20世紀90年代被稱作全球化的時代,而進入21世紀後,全球化仍是一股不斷前行的潮流。這段時期,日本走過了失去的10年乃至20年,日益變得封閉自守,儘管自己是全球第三經濟大國,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參與世界管理的意志卻日漸薄弱。

其實日本並非完全沒有任何動作。早在雷曼兄弟危機爆發後,日本就向IMF融資1,000億美元,針對韓國和東南亞各國可能發生的流動性危機,又提前加大了互惠信貸協議規模,最近,更是和中國聯手向IMF注資,以加強其功能,等等,從廣義上來說,日本對目前的危機還是採取了措施的。然而,上述措施多為治標之法,針對因資本流動自由化而產生的根深蒂固的全球性不穩定因素,卻仍然未能拿出根本性的解決方案。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德、法首腦已提議徵收金融交易稅,美國財政部長也針對長期保持巨額經常收支盈餘的國家提出了對策。在爆發新一輪危機之前,日本贏得了一些時間。或許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段時間,認真分析判斷依靠自身政策資源與他國開展合作的可能性,針對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治理,再深入一步,探尋一種具有責任感的未來姿態。

(2012年2月24日)

  • [2012.04.27]

北海道大學法學部教授(國際政治、EU研究)。生於1966年。修滿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課程學分後退學,獲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歷任義大利歐洲大學研究所布勞岱爾高級研究員、巴黎政治學院客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所Emile Noel研究員。著有《全球治理的最前沿》(東信堂,2008年)、《歐洲整合史》(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8年)、《EU的管制力》(日本經濟評論社,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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