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政權下安全保障政策的停滯與前進

民主黨自2009年9月16日獲得政權以來，接連遭遇了諸多不曾預料的危機。這樣的危機為何層出不窮？在大選中，民主黨未將外交和安全保障作為選舉的爭論焦點，而是提出了“國民的生活第一”這樣一種宏大的口號。然而，民主黨政權卻在外交政策、安全保障政策，甚至是危機管理方面遭遇了巨大的​​困難，這些問題成為導火線，使得國民的信賴不斷發生動搖。誠然，外交或許無法直接提高選舉中的選票數。但外交的順暢與否，將直接關係到國民的生命。如果缺乏健全的國際政治觀，不能推進正確的外交政策，恐怕將會失去國民的信任。

民主黨政權安全保障政策出現混亂的理由

民主黨政權在安全保障政策上遭遇的首次挫折是鳩山由紀夫首相（時任）自己造成的。圍繞美軍普天間基地的轉移問題，日美之間的摩擦和互不信任問題不斷升級。日美同盟的紐帶一旦弱化，必然會破壞東亞地區的力量平衡。這助長了中國更加積極地進行海洋擴張，日中之間出現非故意形式的衝突也可謂是必然現象。2010年9月，發生了尖閣諸島（釣魚島的日本名稱——譯註）海域漁船衝撞事件。中國政府日益積極地推進海洋擴展，而美國歐巴馬政權下的國防部為應對這一情況也大幅調整了亞太戰略，東亞地區的戰略環境發生了劇烈的動盪。在戰略平衡日漸脆弱，並呈現出流動化趨勢的過程中，鳩山首相提出了“東亞共同體”和“友愛外交”等抽象理念，並未正視安全保障的現實。這成為了一個大問題。

此外，日本又遭遇了東日本大地震和史無前例的海嘯災害，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這樣預料之外的大型災害。此時，儘管菅直人首相（時任）比較迅速地派遣了自衛隊前往災區，但隨著大規模核電廠事故出現的混亂漸漸侵蝕了此後的政府政策。各個政府部門提出了彼此不同的觀點，決策層要對此進行調整絕非易事。各部門的意見並未得到充分調整，於是首相官邸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標準、訊息和建議。形勢極為混亂。

以超黨派形式走向成熟化的對外政策

然而，在安全保障政策出現停滯和混亂的這樣一種形勢下，可以看到新的可能性的萌芽。比如，2010年12月召開的內閣會議中通過的新“防衛計劃大綱”（防衛大綱）就是一種劃時代的嶄新事物。該大綱明確提出放棄過去以冷戰格局為前提的“基礎防衛力構想”，全新引入了“動態防衛力”（相關報道）這一概念，防衛力量得到了更加合理的整合，自衛隊可對不確切的威脅採取更加有效的應對態勢。在制定這一大綱的過程中，官房長官仙谷由人、外務大臣前原誠司、防衛大臣北澤俊美、財務大臣野田佳彥（均為時任）等在安全保障方面擁有遠見卓識的高官頻繁進行會談，最終以“四大臣會議”的形式實現了意見的協調一致。可以說，這是民主黨政權下“政治主導”獲得成功的一個實例。

此外，2011年12月，官房長官藤村修發表了將根據現代的國際潮流適當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談話。（相關報道）針對多項重要政策的變更問題，儘管自民黨政權早就意識到了其必要性，卻因為惰性而遲遲未能執行，但民主黨政權在短時間內就做出了重要的決斷。對此，作為在野黨的自民黨未作出嚴厲批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值得受到讚賞的姿態。

如上所述，圍繞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自民黨和民主黨之間正逐漸形成一種超黨派的共識​​，這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證明日本安全保證政策已經成熟起來。在美國和英國等民主主義已開發國家，其對外政策中也表現出了前述大方向上的超黨派共識，這維持了兩國的外交品質。藉著政權更替之機處理新的課題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針對直接關係到國民生命的安全保障政策，則不應受制於政局上的判斷而做出輕率的舉動。

下一個課題是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為了便於政府高層能夠妥善處理困難的課題和巨大的危機，下一階段的必要工作或許應是設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5年前的2007年2月，安倍晉三政權下設立的“國家安全保障相關官邸功能強化會議”曾發布報告書，建議設立日本版NSC。同時，民主黨政權制定的新防衛大綱明確提出“將在首相官邸內設立負責在國家安全保障方面協調相關部門的政策，並向內閣總理大臣提供建議的組織”，民主黨內的外交與安全保障調查會一直建議設立日本版NSC。（相關報道）然而，上述想法至今仍未進入執行階段。儘管民主、自民兩黨都贊成這一想法，防衛大綱中也有表述，但政治上卻沒有任何動作。

針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問題，儘管前原前外相和玄葉光一郎外相也指出了必須對政府方面做出的“不可行使”這一憲法解釋做出調整，但尚未看到任何進展。從福田康夫首相到野田首相的5年間，在這些重大問題上，並未出現任何重大決斷。巨大的危機不會因這樣的政策停滯而放緩腳步。希望在威脅國民生命的巨大危機到來之前，政治上能夠對必要的措施做出決斷。（2012年5月28日）

標題背景圖片：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