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否會繼續推進重返亞洲戰略？

眼下，日本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歐巴馬政權的重返（pivot）政策，即重心轉向亞洲的政策能否持續。對此，我還沒有100%的信心。

曾帶有機會主義色彩的對華政策

可以說，重返政策的實施完全歸功於希拉蕊・柯林頓國務卿的努力。

歐巴馬政權上台之初的2009年頭10個月，幾乎可謂是對華一邊倒的狀態。歐巴馬就任總統後的首次訪華日程被安排在當年11月，當時的方針是暫時擱置所有可能阻礙訪問成功的問題，避免做出任何令中國不悅的舉動。

美國本可以在當年夏天對臺灣出售軍事武器，但他們暫緩了這一行動。此外，當年秋天儘管達賴喇嘛停留華盛頓，但歐巴馬並未表示與之會面的意思。達賴喇嘛親赴華盛頓，而美國總統卻不予會面，這還是頭一次。同一時期還避免了所有針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

然而，對臺軍售和會見達賴喇嘛，從性質上說，都是不可無限期拖延的問題，11月的訪華活動結束後均兩者相繼付諸實現。

對此，中國做出了出乎意料的強烈反應，美中軍事交流被迫中斷，美中關係瞬間降溫。外界至今尚不清楚中國此舉的動機，仍將之作為形勢分析的對象事件，但就一般觀點而言，人們均認為在201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班子換屆以前，權力鬥爭已經展開，強硬派意見比較容易獲得通過。的確，在歐巴馬訪華以前，美國的態度完全帶有一種機會主義色彩，這或許產生了一種效果，即讓那些認為美國不足為懼的強硬派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柯林頓國務卿設下的對華包圍圈

此時，一直保持沉默的希拉蕊・柯林頓突然開口發言了。

歐巴馬在就任總統後的一年裏，提議與伊朗總統艾馬丹加等獨裁統治者直接對話，並在布拉格呼籲建立無核世界、在開羅強調要與阿拉伯世界建立友好關係，還倡議重建對俄關係，而這些本來都是國務卿的職責所在，但希拉蕊卻一直保持沉默，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據我回憶，她在這段時期僅就國務院的機構改革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相關問題發表過演說，令我不禁猜測，此人是否不喜歡外交演說。

然而，自2010年1月在檀香山發表演講後，她毅然開始積極發言，並始終主張美國重返亞洲。其發言內容雖然迴避了使用“中國”一詞，但本質上無疑是一種形成中國包圍網的政策。這與曾任日本外相、首相的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可謂是異曲同工。

當年7月，希拉蕊在東協（ASEAN）會議上，不顧中國反對，特意提及了南支那海（南海——譯註）領土問題。9月，中國漁船和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在尖閣諸島（釣魚島——譯註）附近海域發生衝撞事件後，她又明確表示尖閣諸島屬於日美安保條約適用範圍。

同年秋季，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峰會即將在橫濱召開之際，希拉蕊出訪夏威夷、關島、澳洲和紐西蘭等地，歐巴馬出訪印度、印尼、韓國和日本，共同編織了一張對華包圍網。其間，希拉蕊也總是給足歐巴馬面子，在宣稱重視亞洲的政策是歐巴馬政權上台以來的基本方針的同時，推進了美國重返亞洲的步伐。

歐巴馬總統的心理波動

一度令人費解的是歐巴馬的真實意圖。

橫濱APEC峰會召開前，就在即將踏上的訪問亞洲行程之際，希拉蕊再次於檀香山發表演說，闡述了重返亞洲，即實質上的中國包圍網政策。而另一方面，歐巴馬在為報紙的撰文中，僅僅表示印尼與印度是美國期待的出口市場，有助於改善美國的就業狀況。這段時期，人們甚至懷疑總統與國務卿之間是否存在思想分歧。

2011年11月，歐巴馬在澳洲議會上的演講最終打消了人們心中的疑慮。從希拉蕊初次發言至此，竟耗費了近兩年時間。

我們不難想像，歐巴馬在這段時期內的矛盾心理。自競選總統以來，歐巴馬一直追求的是修復布希時代因喬治亞地區形勢以及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MD）系統等原因而惡化的對俄關係、與伊朗和北韓等國領導人直接對話、全面禁核、與中東各國建立互信關係，這些全都屬於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路線。

重返亞洲，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基於強權政治的現實主義、保守主義路線，在歐巴馬的政策課題中原本是不存在的。它由希拉蕊主導，花費了兩年時間才得到落實。

現實路線得以延續的理由

希拉蕊已表明將在歐巴馬的第一個任期結束後卸任，而一直在其麾下執行重視亞洲政策的國務院助卿康貝爾（Kurt Campbell）也被認為很可能離開白宮。他們離去之後，歐巴馬是否會繼續推進重視亞洲的政策呢？我對此感到憂慮。

我就以下一些條件作出了比較樂觀的預測。

第一是國際形勢的大潮流。

顯而易見，21世紀國際形勢中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勢力的轉移。世紀之交的2001年發生的海南島事件(*1)就是一個預兆。然而，同年9月11日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後的整整10年間，美國的注意力完全轉向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這雖屬理所當然，但由於9・11事件給美國國民造成的心理打擊異常沉重，導致美國忽視了國際局勢的大潮流。

隨著美軍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驚人發展，中國再次成為美國外交的重點對象，從客觀角度來看，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所以不會因為希拉蕊、康貝爾的離去而發生政策性改變。

第二是歐巴馬第二任期新的人事安排。儘管尚未明確，但人們預測歐巴馬的親信、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兼副顧問唐尼隆（Thomas Donilon）將出任要職，國防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李柏特（Mark Lippert）將繼續留任。兩人似乎都是政治頭腦極其敏銳，而且在國際政治問題上不帶有特定思想傾向的人物。雖然無法保證他們會對日本特別友好，但他們有別於在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譯註）到珍珠港事件期間負責遠東事務的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2)和在布希政權末期推進了對華友好政策的左里克（Robert Zoellick）(*3)，不是那種意識​​形態上的親華派。也就是說，能否促使他們做出有利於日本的政策選擇，全憑日本的外交實力。

因此，最大的問題是日本自身的外交。修改憲法，使行使集體自衛權成為可能，據此重寫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並在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方面展開通力合作，通過這種形式鞏固日美關係，這即是讓美國繼續關注日本並進一步參與亞洲事務的捷徑。

（2012年11月24日背景圖片：產經新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