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務之急是建立戰略互信關係

中西寬 [作者簡介]

[2013.03.15]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العربية |

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11年來首次決定增加軍費預算,並修改民主黨執政時期的防衛大綱。本文將對安倍政權的中長期安全保障防衛政策課題做一考察。

2012年末,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在組閣之後,隨即提出要修改安全保障防衛政策。具體地說,其一,是完成安倍第一次政權遺留的課題。當時安倍首相執政僅僅一年,就因病而下台。其次,是意欲修改民主黨執政的3年中被其指責為非常失敗的安全保障防衛政策。

前者,是商討設立日本版「國家安全委員會」(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及修改有關憲法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問題;而後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修改2010年12月民主黨政府通過的《防衛計劃大綱》並決定廢除《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以下簡稱「中期防」)這個5年計劃。

長期穩定的軍費增加可能嗎?

無論是詬病民主黨政府的安全保障防衛政策一無是處,還是認為現行《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脫離現實,均可謂有失公道。鳩山由紀夫內閣在駐日美軍普天間基地遷移計劃上造成的混亂局面及其提出的給人以排斥美國印象的東亞共同體論,確實大大削弱了日本政府間的互信關係。

但其後,通過美軍在東日本大地震後的災區開展的「朋友作戰」救災活動、確認美國對尖閣諸島(釣魚島——譯註)的防衛許諾、2011年4月日美首腦會談中在構建「機動防衛合作」上達成的共識、同年6月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SCC: Security Consulting Committee)發表的涉及24個項目的共同戰略目標定義等,日本安全保障關係重新回到了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

誠然,如同新政權指出的那樣,北韓實際上發射的長程飛彈、中國公務船隻在尖閣近海的活動等,令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愈發嚴峻。但是,針對此類事態,現行大綱並非全無應對。例如,就彈道飛彈的防衛和島嶼受到攻擊時的應對,現行大綱繼承了2004年自民黨執政時期通過的舊版大綱中所言及的相關內容。此次修改大綱,與其說是出於政策上的判斷,更讓人懷疑是基於醜化前政權(民主黨政權)這樣一種黨派的動機。

當然現狀並非沒有問題存在。現行大綱和中期防從決定當初就已認識到,要落實其中的具體內容,必須增加軍費預算。日本的軍費預算從90年代後半期開始一直保持在同一水準,2002年達到峰值後持續減少,很明顯,要完成現行大綱中記述的任務是不充分的。安倍政權在2013年度的預算方案中決定增加400億日圓,這是值得肯定的,問題是在巨額財政赤字和社會保障費用逐漸增大的情況下,是否能夠長期維持軍費的增加。

重要的是促使防衛大綱和其他措施的一體化

再者,以現行的大綱為核心的防衛政策,在制定方法也存在問題。1976年通過的第一個大綱,在為防衛力量定性的同時,展示了完善防衛力量的輪廓結構。其後,伴隨東西方冷戰的加劇,中期防出爐,推進了防衛力量的強化,但大綱始終沒有修訂。

然而冷戰結束後,自1995年起大綱先後改訂了3次,現今安倍政府又意欲再次修改。這反映了政府已將大綱定位為彰顯政策的手段。但與此相應的,是它與中期防的關係變得不甚明瞭。此外,在制定大綱之際,政府一直沿襲了依據有識之士會議提交的報告,總結整理出新的大綱內容這樣一種做法。然而,在如今安全保障環境瞬息萬變的情況下,這種制定大綱的形式往往顯得效率低下,防衛政策應該順應具體情況,適時作出調整。

因而,如果能夠切實推進大綱、中期防的修改工作,則是理想的;但重要的是如何與其它相關的安全保障防衛政策協調一致。日美已經同意將制定新的防衛合作指針納入探討課題;有關設立日本版「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行使集體自衛權等問題,有識之士懇談會也開始了研究討論。

這些都是長期以來的日本安全保障防衛政策課題,一般而論,應該加以推進。但是,日本現今和北韓、中國、還有俄國等鄰國的關係日趨緊張,與韓國也圍繞領土、歷史問題摩擦不斷。在這種情況下上述各項課題同行並進,很可能招致混亂,需要慎重考慮處理問題的手法技巧。

在亞太安全保障問題上應盡快取得高層次的共識

更為根本的問題,在於安倍政權的整體外交戰略。安倍首相在第一次執政時期,就提出重視日美同盟,並在此基礎上致力於展開「價值觀外交(※1)」,加強與韓國、東南亞、澳洲、印度等國的關係。在北韓的核試驗和飛彈開發等挑釁行為、以及中國的高壓式強硬對外姿態下,這樣的方針看似變得易於為人接受了。但針對朝鮮半島,日本要擴大安全保障層面的作用,至今仍是敏感的話題;而日中在海上的爭端不可預測地引發武力衝突,則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都希望迴避的事態。

在這種國際環境中,安倍政權提出「奪回強大日本」這種華而不實的詞藻,它在對外戰略中將帶來怎樣的歸宿,有關各國恐怕難以推測。當務之急,首先應該就如何維持亞太的和平和穩定,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個國家在高層次上取得共識,並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推進安全保障防衛的各項具體工作。

(2013年2月12日)

(※1)^ 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時任外相麻生太郎(現任副首相、財務大臣和金融擔當大臣)於2006年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政策方針。倡議以日美同盟為中心,與和日本同樣具有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基本普世價值的國家強化合作。這項構想被外界認為隱含有聯合自由民主制國家以抗衡、牽制、圍堵中國等國之涵義——譯註

  • [2013.03.15]

京都大學教授。1962年生。京都大學研究所法學研究科碩士課程結業、博士課程肄業,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1991年任京都大學法學系副教授,2002年起任現職。先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澳洲國立大學(ANU)、瑞典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安全保障和防衛懇談會委員(2009年)、新時代安全保障和防衛懇談會委員(2010年)。著作有《何為國際政治——地球社會中的人與秩序》(中公新書,2003年)《超越歷史的桎梏——20世紀日中關係新視點》(編著,千倉書房,2010年,第26屆大平正芳紀念獎特別獎)、《新國際政治經濟的基礎知識新版》(有斐閣,201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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