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主導亞投行的看法:日本應朝加盟方向有所行動

大庭三枝 [作者簡介]

[2015.06.22]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日本對於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持謹慎態度。但隨著中國的多邊途徑意圖逐漸顯現,積極參與亞投行難道不正是日本履行大國責任的體現嗎?

亞投行:近60個國家加盟,不可視若等閒

每年一度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以下簡稱「亞行」)年會,2015年5月上旬在亞塞拜然共和國巴庫市(Baku)召開。亞行確定了今後將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在有關基礎設施投資的融資方面進行合作的方針。日本對於加入亞投行繼續採取謹慎態度,同時希圖加強亞行的作用。日本總算以某種形式表明了立場。

同時,亞投行目前正為6月簽署《亞投行章程》而做準備。5月2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就亞投行成立規模,一致決定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是初始認繳資本500億美元的兩倍。

日本和美國,以亞投行運行機制的不透明和融資時能多大程度上考慮環境和人權等國際標準因素等問題為理由,依然對加入亞投行持謹慎觀望態度。主導亞投行的中國,過去對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實施的對外援助,從融資標準的不透明、收益性、對環境和人權的重視等觀點來看存在重大問題,不可否認這使得對亞投行的這些批評變得更有現實依據。

只是,有近60個國家和地區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對此絕不可等閒視之。即使在英國宣布加盟意向之前,它就已經獲得了亞洲地區的廣泛支持。另外,英國的這一決定,就算像部分專家分析的那樣,可能確有出於選舉策略考慮的一面,但之後歐洲許多國家都紛紛仿效,加入了亞投行。

新興國家的意圖:謀求更大的發言權

亞投行這個新型組織框架出現並得到廣泛支持。關於這一點,有必要將其置於中長期國際秩序乃至亞洲地區秩序的變化當中來進行重新思考。下面,筆者將談談幾個值得關注的要點。

首先,亞投行既是中國亞洲地區戰略的一環,同時也應將其看作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在經濟實力成長的背景下,試圖在包括國際金融在內的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尋求更大發言權的舉動。

世界經濟危機之後,在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G7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現行框架內,新興國家希望擴大發言權的意圖越來越明顯。G20影響力的增強以及旨在擴大新興國家發言權的IMF改革方案等,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然,僅僅因為新興國家經濟規模增大就自動擴大其發言權,是無法平穩推進全球經濟治理的。但是,依據經濟規模相應增強它們的發言權,也是順理成章的。面對這種現實,對歐美主導的現有治理框架的改革卻沒有取得進展。在今年5月初舉行的亞非會議60週年紀念大會上,印尼總統佐科‧威多多(Joko Widodo)公開表明了對這種現狀的不滿。

亞行的極限:無法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

其次,為了亞洲的進一步發展,推進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不可或缺,而現實中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也非常巨大。亞行和亞行研究所(ADBI)在2009年發布的聯合研究成果報告《面向無縫連接亞洲的基礎設施》中表示,為了區域整體的可持續繁榮,打造貨物、服務、資本、資訊、人才自由流動的「無縫連接亞洲」是很重要的,因此域內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不可或缺。而且還列舉了一系列具體數字,以表明這種需求之大。比如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各國基礎設施建設大約需要8兆美元,每年約需投資7,500億美元。

但亞行每年的融資能力,2014年也只有約131億美元。這次的亞行年會,提出了增加每年的貸款能力並加強與民營貸款機構合作的方針。但即便如此,要充分滿足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僅依靠亞行等的現有框架無疑是有極限的。

另外,對於亞行,還有批評意見認為融資手續花費的時間太長。重視環境、人權以及善政因素是重要的,無視這些因素急躁地進行援助或投資也絕非良策。但是,亞行未能充分回應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不滿,恐怕這也是導致眾多亞洲國家支持亞投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 [2015.06.22]

東京理科大學教授。生於1968年。專業研究領域是以亞洲地域主義和地域整合為中心的國際關係論。畢業於國際基督教大學,在東京大學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先後擔任東京大學研究所講師、東京理科大學助教、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客座研究員、哈佛大學日美關係項目研究員等。著作有《多重地域構造的亞洲》(有斐閣,2014年)、《亞太地區形成的路徑——邊境國家日澳的主體性探索和地域主義》(minerva書房,2004年,榮獲大平正芳紀念獎、NIRA大來政策研究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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