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競技場問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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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立競技場巨額建設費用遭到輿論抨擊,安倍晉三首相已經表明將「從零開始重新考慮」計劃。筆者指出,爆發出來的種種問題都是「日本政治家、官僚體系所固有的不負責任體制產生的象徵性事例」。

圍繞2020年東京奧運主會場新場館建設事宜,設計、設施、費用、時間等各種問題接連曝光。安倍晉三首相於7月17日正式表明「將廢止原計劃,從零開始重新思考」。儘管他此前一直表示「不會調整計劃」,但內閣支持率的下降和黨內的批評言論逼迫他改了口。

事情的導火線是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在今年5月發表的言論。當時他表示,由於費用和時間的限制,將不會修建覆蓋場館中央區域的頂棚和可動式觀眾席,而建設費用預計將增加1,000億日圓,達到2,600億日圓左右。

自新競技場的設計方案確定以來,專家們多次指出上述問題,在國會上也引起了爭論。但大臣、文科省官員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並未採取任何措施。而且,儘管多位建築師提出了改建舊國立競技場的方案,但有關方面似乎為了徹底排除這種方案,匆匆拆除了競技場。在此期間,體育界和大眾媒體幾乎都對此保持了沉默。

這裏暴露出來的問題並不僅限於奧運,而是整個日本政治和行政體系的一大通病。

拆除前的國立競技場(中央靠右)和神宮外苑周圍的體育設施。右上方的綠地是明治神宮,攝於2014年5月25日(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膨脹的建設費用:3,000億日圓還不夠?

讓我們首先聚焦建設費用。2012年7月公開徵集設計方案時,計劃預算為1,300億日圓。即便是這個數額,與雪梨奧運主場館的約640億日圓和倫敦奧運主場館的約760億日圓相比,也幾乎是它們的兩倍了。在去年5月的基本設計方案中,預算又變成了1,625億日圓。在此期間,外形設計也做了大幅更改,建築面積被削減了兩成。而1年後,大臣又宣稱即使不修建開合式頂棚,也需要花費大約2,600億日圓。

為什麼建設費用預算會出現如此大的變化?最大的原因在於設計。新競技場的場館主體上方計劃架設兩根長約400m的吊橋狀拱梁結構。必須在東京的核心地區,而且是狹小的地塊上完成這一建設工作。據說包含地下基礎部分在內,技術難度極大,所以難以準確預估建設費用。

按照獨立行政法人日本體育振興中心(以下簡稱JSC)所說的資材和人事費上漲等理由,無論如何都解釋不了這個問題。此外,還有觀點認為,被廢止的原計劃中的預算並未包含拱樑的地下基礎部分相關費用,如果加上這部分費用,總額甚至將高達4,000億日圓左右。

運動場館功能以外的設施占一半建築面積

除了結構外,設施和規模也是導致新競技場費用增大的原因。作為運動場館本來功能的觀賽功能面積為8.5萬㎡,競技等功能面積為2.4萬㎡,關聯功能面積合計為11.5萬㎡。另一方面,除了本來功能外,還設有運營總部、會議室、設備室等維持管理功能面積4.0萬㎡,停車設施面積2.5萬㎡,VIP休息室、觀賽包廂、餐廳等接待功能面積2.0萬㎡,資料展示、圖書館、商店等體育振興功能面積1.4萬㎡。從面積來看,運動場館本來功能以外的設施占了近一半。

VIP休息室和觀賽包廂等設施的2.0萬㎡占到觀眾席的近4分之1,面積大得異乎尋常,以致讓人不得不質疑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大的空間。

致命的是,正式的田徑比賽必須設置用於練習的輔助賽道,但JSC的基本設計方案裏並未包含這個內容。這是因為競技場已經很緊湊,再沒地方修建輔助賽道了。有關方面打算在奧運期間在外苑的部分區域臨時鋪設輔助賽道來應對,但如此一來,奧運之後的田徑比賽將無法使用。

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多功能」設施

為配合奧運的舉辦而修建場館時,各個國家都會針對未來如何利用這些場館展開深入的研究討論。奧運和帕運為期大約1個月。在之後的50年、100年間如何才能有效利用這些運動場館呢?近年來的主流做法是,首先確定未來利用計劃,然後再倒推決定奧運主場館的建設規模(設置臨時座位等)。

比如,亞特蘭大奧運主場館後來被用作了棒球場,雪梨奧運主場館將規模縮小後用作了足球場。另一方面,因「鳥巢」這一稱呼而廣為人知的北京奧運巨型主場館是在最終用途不明確的情況下建造的,所以奧運後幾乎不再使用,維護費用極為龐大,據說有關方面甚至已經開始研究是否要拆掉它。

原計劃中的新國立競技場是一個可用於田徑、足球、橄欖球、「文化」活動的多功能設施。這樣一來,不僅規模巨大,建設費用也變得異常高昂。此外,每年的維護管理費預計為40億日圓,高達舊競技場的8倍,這在奧運後必然將形成慢性赤字。

誰都不擔責任的體制結構

在首相表明「廢止計劃」之前,JSC的河野理事長一直聲稱「放棄還是不放棄,並非由我們來決定,而是由文部科學省來拍板」。擔任競技場設計方案審查委員會的建築師安藤忠雄先生也表示「審查委員會只是選定了設計方案,並未參與之後的事情」。

決定設計和設施方案的是負責運營國立競技場的JSC。它是文部科學省主管的獨立行政法人。

JSC於2012年1月設立了國立競技場將來構想有識之士會議。然後又在其下設置了新國立競技場基本構想國際設計比賽審查委員會(安藤忠雄委員長),札哈哈蒂(Zaha Hadid)的設計在方案競選中勝出,而方案競選的徵集條件和審查結果都經過了有識之士會議的批准。負責此事的文部科學省體育與青少年局局長、副大臣也出席了會議。

總攬全局的人物是文部科學大臣。在作為最終負責人的大臣之下,所有人各自分擔著相應的責任。但所有這些負責人總是發表一些聽起來事不關己的言論。與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表裏一致的是JSC裁量權之龐大。

JSC——一個缺乏專家的組織卻擁有龐大的裁量權

JSC內沒有建築和運動場館方面的專家。但新競技場的設施建設決策權卻仍被交給了JSC。文部科學省及其相關團體甚至無需經由國會審查,就將龐大的稅金用於了自己的組織。即使觀察一下JSC與札哈哈蒂簽訂的契約內容也能發現這個問題。

方案競選的評審對象僅僅是設計,獲選建築師的工作是主理設計(委託經費13億日圓),實際的設施內容大致是由JSC和文科省自由決定。然後由被稱為非專業追認部門、只是提供形式上的諮詢服務的有識之士會議加以批准。這就是一種「隨意拍板、不負責任」的機制。

結果,有識之士們聲稱「一切都是作為事務局的JSC決定的」。JSC又說「都是有識之士會議決定的」「都是文部科學省的指示」。而文部科學省官員和大臣則是高高在上照單簽收。被委以數千億日圓稅金的使用權,本應懷有誠惶誠恐之心。但他們之中卻沒有任何人懷有經手巨額國民血汗錢的緊張感和不可浪費一分一毫的責任感。

新進建築師從一開始就無法應徵,方案競選程序不透明

設計方案競選一方面宣稱「將在全球範圍徵集方案」,但另一方面又實際上將應徵資格限定在普利茲克建築獎、UIA(國際建築師協會)金獎等5種國際大獎的獲獎人之中,導致新進建築師們無法應徵。還有對評審經過不作任何說明等問題,一切都極為不透明。而更加不透明、且讓人無法想像是一個法治國家之舉的是,關於建築標準的處理程序。

方案競選徵集條件是在2012年7月公布的,當時外苑周邊建築的限高為20m。而且,競技場所在區域還處於被指定的「明治神宮內外苑附近風景區」,建築高度更一直被嚴格限制在15m以下。

然而,公布的徵集條件竟然宣稱建築高度可以達到70m。方案競選主辦者是在違犯城市規劃法和建築標準法的前提下實施的方案競選。直到設計方案確定後的2013年6月才對城市規劃進行了變更。

景觀問題:無視外苑歷史傳續的巨型設施

神宮外苑是為彰顯明治天皇功績而與神宮內苑、表參道、裏參道作為一個整體修建完成的,已被指定為東京第一風景區。由於這種歷史淵源,此地一直保留著以銀杏街道木、樹齡100年的外苑森林為中心的歷史和美景,已成為我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綠地。

此次改建完全無視為這種歷史傳續設定的15m限高,以犧牲大樹來換取建設用地,修建巨型場館。這不僅會破壞景觀,還牽涉到舉辦活動時數万觀眾進出的安全、防災等諸多問題。

屬於時代錯誤的「大艦巨砲主義」肆意橫行

最後,我想列舉國立競技場問題在象徵意義上反映出來的日本的政治、行政或者說政治家、官僚的幾個嚴重問題。

第一,無論從耗資規模還是活動規模來說,這都算是一個涉及全民的項目,而它卻是在不透明或者說合法性可疑的流程中成立的。即便是到今天已有3年之久,相關說明和資訊公開工作依然沒有做充分。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義形同虛設。

第二,且不說國民利益和國家利益,實質上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利益的、屬於時代錯誤的大艦巨砲主義橫行於世。正如文科省、JSC所象徵的那樣,政治家和官僚都忘記了事業和組織的本來目的和意義,而只是把擴大自己組織的預算、事業和設施作為了目的。

第三,即使陷入嚴重局面,也絕不修改業已決定的方針。不願變更方針是因為只盯著眼前,怕招致自己人反對,但過於顧忌這些,就必然缺乏想像力和責任感,不想也不顧將來會給國民帶來多大損失乃至悲慘結果。

遺憾的是,這些問題竟與歷史學家分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原因相同。

經過兩年時間,安倍首相總算做出了調整計劃的決斷。但壓縮費用只是問題的一個部分。弄錯了目的的人們總是依據自己人的「氣氛」來做決定,將整個社會一步一步拽入深淵。現在,我們必須以此問題為契機,打破這種循環。

標題圖片:新國立競技場的模型,建設計劃曾獲日本體育振興中心(JSC)專家會議批准(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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