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遊行」趨勢的衰退與排外的「沉默的多數派」之去向

政治外交 社會

《仇恨言論對策法》成立前,「仇恨言論遊行」已呈衰退趨勢,但粗鄙言論依舊充斥於網際網路中。

《仇恨言論對策法》實施後的動向

2016年5月24日,日本國會通過了《仇恨言論對策法》,並於6月3日開始正式實施。

該法案成立後,5月30日,川崎市作出決定,禁止在原定的兩處公園(該市川崎區)舉行反南北韓僑民的「仇恨言論遊行」活動。6月2日,橫濱地方法院川崎支部針對此次遊行活動作出暫行處理決定,宣布以川崎市川崎區社會福祉法人大廈為中心的半徑500m範圍之內不得進入。該社會福祉法人是一家旨在改善南北韓僑民和當地日本人關係的組織,包括理事長在內的不少負責人均為定居日本的南北韓僑民。考慮到計劃於川崎市舉行的「仇恨遊行」的矛頭是直指該法人組織的,法院為防患於未然而發出了此項禁令。

《仇恨言論對策法》實施後的6月5日,因預定在川崎市川崎區的公園舉行的「日本淨化遊行」未能獲的許可,由網名「五十六papa」的網路右派(在網上散發右傾、排外言論者)主導,試圖改在中原區的公園附近舉行。但反對仇恨遊行的所謂「對立面」群體、警察及公安人員聚集現場,情況一片混亂,最後主辦方向警察提出中止遊行,被迫取消了示威抗議活動。

川崎沿海地區的「特有」情況

說句題外話,原計劃中的遊行示威地點川崎市川崎區的沿海地區,由於二戰前日本財閥企業在此建設了大規模工廠,當時有許多來自朝鮮半島的勞工和徵用工在這裏勞動,他們二戰後留了下來,於是在這裏形成了關東地區規模最大的韓國城。如今,在橫貫川崎區東西、通稱為「產業道路」的周邊地帶,韓國烤肉店及南北韓僑民經營的飲食店林立,還建有朝鮮學校。「仇恨遊行」的主辦者深知川崎沿海地區上述特殊的歷史背景,有意識地將目標照准在關東地區南北韓僑民的「聖地」——川崎沿海地區。

這一系列的來龍去脈,無論是肯定「仇恨遊行」的右派勢力,還是否定「仇恨遊行」的反對勢力,雙方都將其看作此前實施的《仇恨言論對策法》所產生的效果。這一觀察究竟是否合乎實情呢?

是《仇恨言論對策法》果真湊效了嗎?「仇恨遊行」今後又將走向何方呢?

法律實施前,「仇恨遊行」的趨勢已經減退

對定居日本的南北韓僑民惡語攻擊,並呼籲驅逐他們的所謂「仇恨遊行」,事實上已成為風前殘燭。根據筆者的觀察,5月實施的《仇恨言論對策法》,其主要目的在於限制「仇恨遊行」,但實際上這類示威活動的趨勢消退已久,因而給人以一種姍姍來遲的印象。

筆者對《仇恨言論對策法》立法本身的評價是肯定的。然而,與烈焰高漲的「仇恨遊行」鼎盛時期相比,現在的「仇恨遊行」已有奄奄一息之感。

事實上,前述的川崎「日本淨化遊行」,其計劃參加者人數也不足百人,遠遠少於包圍在四周的警察和媒體人數。

其實「仇恨遊行」早在《仇恨對策法》成立以前,就已淪入衰落的命運。「仇恨遊行」的鼎盛期無疑是2009年至2012年的3年多時間。當時日本執政的不是保守政權,而是民主黨政權,一個由中立自由派、舊社會黨(左派)勢力組成的混合體。為此,多數保守派和右派因「反對民主黨」這一共同的敵人而團結在了一起。

簡而言之,保守派和右派也是形形色色的。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反對所謂「東京審判強加給日本的歷史觀」,要求改憲以及首相和閣僚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但在其它問題上,他們的主張訴求卻千差萬別、大相徑庭。比如,在日美關係方面,既有重視日美同盟者(親美保守派、右派),又有希求擺脫美國控制者;既有冷戰時期的反共右翼,又有不了解冷戰的厭韓派,或是僅僅因為「看似能賺到錢」而標榜自己為保守派和右派的商業保守派,以及無端蔑視南北韓人和中國人的醜惡的種族歧視者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集團,便是在那一的時期,因「反民主黨」這個共同的目標而實現了大團結。

這其中當然包括了對日本的南北韓僑民懷有赤裸裸敵意的種族歧視者。由這些人中的最右翼構成的「在特會(不允許在日本享有特權市民會)」,與2012年成立的「日韓斷交共鬥委員會」等組織(統稱為「行動保守」)相輔相成,在東京的主要地區開展了遊行示威活動。

由於還遇到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登臨竹島(韓國稱之為獨島──譯註),這一時期 「仇恨遊行」的參加人數,保守地估計也有1,000到1,500人。當然,那時還不存在《仇恨言論對策法》。此後,在2013和2014年也能零星地看到這一性質的示威活動,但參加者人數呈加速度式地減少。其原因何在?

「真正的保守政權」安倍政權上臺

原因之一在於,民主黨政權於2012年12月迎來末日,自民黨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保守政權、第2屆安倍晉三內閣隨之誕生,各路右翼的共同敵人由此而消失。

因共同「反對民主黨」而走到一起的保守派和右派勢力,屢次攻擊民主黨政權為「南北韓人政黨」。證據並不存在,他們的依據是民主黨政權中混有多名定居日本的南北韓僑民及「歸化人」(指古代從中國或朝鮮半島移居到日本的人及其後代——譯註)的謠傳。不動腦都能明白,沒有日本國籍的僑民是不享有國會議員被選舉權的,但在團結一致「反民主黨」的大聯合面前,這不過是一個不屑一提的誤差。

然而,「真正保守派政權」——第2屆安倍政權上臺後,現實情況發生了改變,他們無需再以遊行的形式表達對在日朝鮮半島人的敵意。不言而喻,那些懷有「國家政權被南北韓議員篡奪」之莫名危機感的人們,雖然在「反對民主黨」政權時期團結起來反覆舉行遊行活動,但隨著國家層面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這類「仇恨遊行」趨勢便一路走向了衰退。

來自司法與警察的壓力

第2個原因在於「仇恨遊行」過度的激進和日益極端化。上文提到的「在特會」,於2010年侵入德島縣教職員工會建築內進行示威遊行,多名成員因此以暴力妨害公務罪及入侵建築物罪等被逮捕或起訴,被判有罪,同時被追究民事責任。2016年4月,高松高等法院判決,「在特會」方面應向受到辱罵的女性原告支付4百餘萬日圓的精神賠償費。

再追溯到2009年,針對京都市南區朝鮮初級學校使用公園的問題,「在特會」成員在朝鮮學校門前舉行示威遊行和抗議活動。當時的參加者通過擴音器齊聲辱罵朝鮮僑民學生「蟑螂!蛆蟲!」京都府警以暴力妨害公務的嫌疑對「在特會」會長的住宅進行了搜查。2014年12月,最高法院判決「在特會」方面支付約1200萬日圓的高額民事賠償費。

公安調查廳高度關注上述一系列動向,將「在特會」定為「排外主義右翼團體」,多年來在其年度報告《國內外形勢回顧與展望》中均有提及。

總之,早在《仇恨言論對策法》實施以前,警察、公安及法院已開始施加壓力,以打擊和取締「仇恨遊行」。受此影響,當初支持此類團體的參加者逐漸背離而去,「轉向」者增加。即便是「在特會」內部,也可以聽到「確實做得有些過分」的聲音,對此心存疑問者悄然與遊行活動保持距離,以至形成事實上退出「在特會」的情形。

如此這般,最後出現的就是本文開頭提及的《仇恨言論對策法》,從實際效果來看,它最多不過是對「仇恨遊行」發出的最後的致命一擊。

發自SNS及部落格的「仇恨」

一方面,具有排他傾向的網際網路用戶,他們中的多數無論此前還是今後,都是不會走上街頭參加遊行的「沉默的大多數」。《仇恨言論對策法》的出臺將根除相當數量的「仇恨遊行」,但考慮到參加「仇恨遊行」者本來只占種族歧視者中的很少一部分,因此應該認為引發「仇恨遊行」問題的根源,不會因《仇恨言論對策法》而消除。

催生這種「仇恨」的搖籃,是網際網路上的視訊、SNS和部落格。那裏充斥著缺乏事實依據的謠言和歪曲的理論,諸如「南北韓人在二戰後殺害了數百萬日本人」、「媒體被南北韓僑民所操控」、「某藝人或政治家就是南北韓僑民」之類。「仇恨」由此不斷產生和擴展。

其中特別是網路視訊,可謂滋生「仇恨」的溫床。為此近年來各種對策也在逐漸推進。運營「NICONICO動畫」的Dwango公司採取了刪除「在特會」官方帳號的措施。

此外,YouTube事實上已停止向無端發布厭韓、反韓視訊的特定右派視訊播放人支付廣告費。雖然是逐步的,但「缺乏依據的謠言和仇恨」正在確確實實地喪失勢力。「仇恨遊行」的趨勢已經衰退,如何加強對催生仇恨言論的「搖籃」,即惡劣的網路言論的制裁,將是接下來需要面對的問題。

尤其是右派視訊播放者,可謂是滋生潛在歧視意識的溫床,即便他們不參與遊行,卻在為「仇恨遊行」培養潛在的預備軍。對他們的包圍圈正在縮小,但還需要進一步採取對策。

2020年東京奧運之際,將有很多外國遊客來到日本,照準日本的觀光立國國策,助力這種無端的仇恨言論的所有勢力,都有損於日本的國家利益,政府應當依法對其予以嚴厲的打擊。

(寫於2016年7月4日)

標題圖片:2016年6月5日試圖在川崎市中原區舉行的「仇恨遊行」,因被反對派市民包圍而陷入混亂,開始後不久即被迫中止(圖片提供:時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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