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科省「下凡」問題思考官僚再就職

自今年年初文部科學省有組織地為退休官員斡旋再就業問題曝光以來，「下凡」這個詞在時隔多年以後再次連續多日出現在各家報紙的文章標題上。看到這些標題，我感覺時間仿佛回到了25年前，恐怕有這種感覺的不止我一個人吧。

90年代醜聞頻出引發的「官僚攻擊潮」

直到某個時期，「官僚」一直是日本的超級精英。其中，一旦成為講究超強實力主義的大藏省（現在的財務省）、游走於華麗裙帶關係之間的外務省的精英官僚（通過了國家公務員錄用綜合職務考試的官僚——譯注），那就等同於一生一世的「未來都有了保障」。

官僚社會地位的嚴重衰落，起始於上世紀90年代頻頻曝出的官僚醜聞。當年最讓社會震驚的「大藏省接待貪污事件」（1998年）中，112人遭到處分，大藏官僚的威信一落千丈。結果，2001年省廳重組時，大藏省被重組更名，摘下了那塊歷史悠久的招牌。過去，人們一直認為官僚推動了戰後日本的經濟高速成長和社會穩定，但接連不斷的醜聞導致官僚清正廉潔的形象日益稀薄，普通民眾對媒體連日報導的高級官僚特權之多而感到驚愕、憤怒，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官僚攻擊潮。不知不覺中還形成了「官僚=惡」這種思維定式。官僚離職後又到原省廳的關係團體或企業重新任職的「下凡」問題也是在這個時期暴露在公眾視野中的。

「日本政治的本質是『官僚政治』，在背後操控政治家的是官僚。要讓政治現狀發生變化，就必須打破官僚政治」——本世紀初，日本出現了這種批判官僚的聲音。離開霞關（日本政府機關集中地區——譯注），跳槽到民間企業的中青年官僚急劇增多。

當時，一位30歲出頭的官僚剖析了那些口口聲聲說著不會辭職，卻最終離開了政府部門的年輕官僚的心理。

「錢是一個大問題。如果能做到局長級別，自然可以拿到相應的薪酬待遇，可是年輕的時候收入微薄，而且機關宿舍雖然租金低廉，但大都年久失修。以前，如果被認為雖然年輕，但還是有看頭的話，就會有不少接待活動，秘書科收到的經濟界大亨家千金小姐的相親照片也是不計其數。儘管自己沒錢，但只要老婆的娘家有錢有勢，那就沒問題。可是現在，隨著薪資減少、官僚社會地位降低後，就連作為相親對象的價值也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來連退休後下凡這根『紅蘿蔔』也消失的話，人才外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跟跳槽到外資銀行的前同事一比年薪，差距大得令人難以置信，要跳槽的話還是趁早比較好吧。」

「下凡」「走場」限制趨嚴

各個省廳每年通常會錄用20名左右的精英官僚，無論在哪個省廳，這些人都會為爭奪事務次官這個作為公務員能夠企及的最高職位而展開激烈的晉升長跑賽。即使最終勝出，以後還要面臨與前幾任次官之間的序列高低之爭。

就拿財務省官員來說，擔任過地方銀行行長後，再坐上日銀行長或者東京證券交易所老總的寶座，那就是最理想的發展路線了。如果能連任兩任、三任老總，那麼一輩子的收入將相當可觀，光是退休金就會高達數億日圓。

然而，這種「下凡」和退休官僚屢屢換地方下凡的「走場」如今被視為弊端，促使日本於2008年修訂了國家公務員法。修訂後的公務員法針對其他職員及前職員的再就業委託和資訊提供、現職職員到利害相關企業謀求職務的活動、再就業者（前職員）對原單位施加影響等問題做出了限制規定。以前只是規定離職（辭官）後的兩年內，如果前往與原供職省廳關係緊密的企業就職，必須得到人事院的批准。

文科省長期有組織地實施違法行為

此次以文部科學省為中心暴露出來的官員下凡問題，嚴重違反了修訂版公務員法的再就業限定。包括現職次官前川喜平的辭職、被停職在內，共有43人遭到處分，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果，是因為調查顯示該省的再就業斡旋是確鑿無疑的有組織行為。文科省3月30日公布的最終報告表明一共存在62件違法案例。2009年退休的人事科前職員島貫和男參與了其中40件（每日新聞）。大學、財團和企業的招聘資訊匯總到人事課以後，職員會向以次官為首的上級長官匯報情況。然後，有關長官會通過島貫以引進人才的名義去斡旋人事。有時島貫也會向人事課傳遞一些招聘資訊。此外，也有跳過島貫這一環，由人事課主導直接斡旋再就業的情況。

一位曾供職於文科省人事課的官僚這樣說道。「國立大學曾經是舊文部省組織體系的一部分，所以在文科省內工作到一定年限的人到大學裡謀職屬於普通的省內人事調動。即便是在國立大學法人化以後，文科省和國立大學之間的人事交流和斡旋再就業仍然作為人事科業務工作的一部分正常保留了下來。對於（文科省管理的）私立大學大家也具有相同的意識。不可否認，大家都覺得那只是省內人事調動的延伸，並不覺得是官員下凡。」

在其他省廳遵守法律的時候，文科省卻長期心安理得地實施著有組織違法行為，文科省的這種感覺看來確實不太正常。不僅是國土交通省（尤其是舊建設省管轄組織）和農林水產省等擁有專管企業的省廳，就連經濟產業省和財務省的中高級幹部在修訂版公務員法施行之際也對再就業限制趨嚴一事感到過不安。

在財務省和經產省等省廳，許多課長級別的官僚到最後會遭遇「拍肩膀（上司勸下屬辭職——譯注）」。通常的套路是給一張通往相關獨立行政法人理事職位的單程車票。能找到這種地方還算好的，可今後該何去何從？他們面色蒼白的表情依然歷歷在目。尤其是「非精英（未能通過國家公務員一類考試的公務員的俗稱）」職員的這種傾向更加強烈。

各省之所以掌控大量獨立法人，原本就存在為非精英職員解決再就業出路的因素。精英群體只要別太挑剔，實現再就業並沒有那麼難。但眾多非精英職員就不行了。儘管有人認為既然退休年限延長到了65歲，那麼只要待在政府部門就行了，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據說某省甚至不得不專門為60歲以上的非精英職員創造了一些職位和工作。

期待集合一群不圖「特殊福利」為國效力的年輕公務員

我曾在寒冬的晚上去省廳採訪過，好幾次都覺得快要凍僵了。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核電廠事故發生後，越來越需要節約光熱費用，到了一定的時間，當班職員就會關掉暖氣。也有過某些人在當班人員身影消失的瞬間悄悄打開暖氣的情況。不開燈的漆黑房間裡，只能聽到啪嗒啪嗒敲擊鍵盤的聲音，這樣的怪異狀況曾經在一段時間出現過。決定「辦公室過夜」的年輕職員會裹著兩三張厚羊毛毯堅持工作，也有人在辦公桌下面準備了冬天登山用的睡袋。

隨著利權和特權的消失，薪酬低廉的霞關或許確實對優秀人才越來越沒有吸引力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可以期待出現越來越多從入職之初就做好了「沒有那些東西」的心理準備，從心底下希望為國家鞠躬盡瘁的官僚呢？這恐怕太理想主義了。即便如此，我依然對他們應有的良知充滿了期待。

民間對公務員轉行的全面支持和限定的明確化

筆者採訪了在30多歲時「想要改變霞關一手包辦政策制定工作這種現狀」，從文科省離職的遠藤洋路先生，聽取了他對公務員再就業問題的見解。遠藤先生和朋友創辦了一家智囊機構，這樣過了8年之後，42歲的他於今年4月成為了熊本市教育委員會的教育長（事務執行負責人）。「想為遭受了地震災害的熊本實現重建做一些貢獻」「希望幫助剛成為政令市不久的熊本市完善教育行政體制」——躍躍欲試之情溢於言表。

「退休公務員再次就業，發揮多年積累的職務經驗，這對於其本人和社會應該都是有益的。公務員轉行也可以像普通人那樣使用職業介紹網站、職業仲介或者Hellowork（免費介紹工作的政府公益機構——譯注）。如果是工作到一定年限的人，應該有足夠經濟實力聘請可以提供悉心指導的職業仲介。如果公務員轉行的事情全都交給民間機構，那麼或許也會出現善於處理公務員轉行問題的公司。」

此外，他認為有必要調整現行規定。比如，「禁止在利害相關企業開展求職活動」（內閣人事局）這個部分，「現職不行，但退休人員可以」等關於利害關係的定義範圍含糊不清，缺乏實效性。

作為個人意見來說，我認為有必要對相關規定再次實施整體調整，在消除含糊部分的同時，更加明確地提出避免將審批許可和補助金變成再就業籌碼的規定。此次官員下凡問題的再次爆發，或許也可以視為是擠掉霞關最後「膿包」的一次良機。

(2017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