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中的日本史——中世紀、近世紀篇

(第一回)東中國海與倭人的世界

社會

從14世紀到16世紀,曾在東亞地區活動頻繁的“倭寇”,一直被認為與“日本海盜”是同義。但那種特定“倭寇”國籍的議論是否抓住了本質呢?

倭寇、倭人與邊際人

我在1993年寫過一本名為《中世紀倭人傳》的拙作(東京、岩波書店出版)。雖然出版社方面委託給我的題目是“倭寇”,我則將此替讀為“倭人”,寫成跨越日朝國境進行活動的“邊際人”(marginal man)。

“倭”這一詞彙,在以往是與“日本”等同的,單純把倭寇理解為日本海盜,雖然這一常識至今也沒有改變,但我從15世紀朝鮮的文獻記載中,找出了當時的朝鮮政府把倭與日本分別看待的事例,還有從對馬島訪問朝鮮的人,雖然在民族上屬於朝鮮人,卻也被叫成“倭人”的事例,於是對那種看法產生了疑問。

對於14-15世紀時的倭寇集團,日本的研究者在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曾提出其中日本人只佔一、二成,高麗人與朝鮮人佔多數的見解,在日本和韓國的學術界引起了爭論。雖然我受到這一新見解的啟發,卻感到無論是提起人還是批評者都拘泥於“倭寇究竟是日本人還是高麗人、所佔比例是多少”這類設問;況且我認為,我們正是應該在擁有不同國家與民族背景,同以國家統治之極限地區的國境空間作為生活基地的人類集團即“邊際人”上,尋找發現倭寇和倭人的本質。

基於這一觀點,對於側重於海盜行為含義的“倭寇”這一詞彙,我認為有其片面性。有必要給他們重新定位為是從事貿易、漁業、海運之人,海盜行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倭人”這一詞彙更為貼切。為此,對隨著朝鮮王朝的出現,海盜(pirates)搖身變為買賣人(trader)的15 世紀,進而海盜即貿易集團愈發呈現多民族性並將活動的主要舞台轉移到中國大陸沿海的16世紀,也都可以以一貫性的觀點進行觀察。

完全相反的倭寇形象

其後,我與韓國和中國的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增多,但上述有關對倭寇和倭人的見解極其不被看好。近現代史暫且不談,對古代和中世紀史的見解,日本與韓國和中國之間尖銳的對立不多,但面對最突出的倭寇問題,我感到非常困惑。其批評要點如下:

1、高麗末期的倭寇純粹是由日本人組成的集團。對高麗社會來說,百分之百屬外部存在。倭寇的實體本身是以戰鬥為職業的中世紀武士團,其掠奪的目的是為南北朝內亂這一日本國內的戰爭獲得兵糧。(韓國廣播大學教授李領)

2、保持國家間官方關係,有利於地區穩定,強調侵擾國家關係的倭寇以及與倭寇協同行動的中國沿海地區民眾的超國家性、邊際性,對惡的肯定性評價這種倒錯行為,是日本方面忘記了應承擔之責任的表現。 (北京大學教授王新生)

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都把倭寇視為日本的海盜集團,是朝鮮和中國社會的外部者。從而歸屬曖昧的邊界空間被抹消,由國家統合的統一的內部空間得到保證,想脫離國家統治圈的國民作為背叛者或犯人受到處置,不因其存在而動搖內部空間的統一。明白無誤的是,近代國民國家掌控國民的實際狀況或理念,被投影到這一形像上面。

當對歷史現象的解釋存在對立時,歷史學所應當返回的原點就是史料。盡可能不拘泥於史料的解釋。由於朝鮮和中國保留了壓倒多數的史料記載,所以在涉及倭寇與倭人時,首先必須重視並傾聽史料中出現的該時代朝鮮人和中國人的看法和說法。

史料回眸—(1)訪問朝鮮的倭人

當時的朝鮮政府是如何看待倭人的呢?

1441年,慶尚道觀察使提交的報告中記載,倭人沙伊文仇羅(左衛門九郎)提出申請“因為我父母原本都是朝鮮人,所以希望留在朝鮮國內做臣民”,得到世宗王的批准(《朝鮮世宗實錄》23年6月己丑)。雖然這個“倭人”擁有左衛門九郎這種日本式名字,但他的父母都是朝鮮人,估計當時來自對馬島。類似的事例還找到幾例,我把他們稱為“朝鮮系倭人”。

另一方面,1510年慶尚道觀察使就一名叫而羅多羅(次郎太郎)的倭人報告說,他“不是日本的倭人,攜帶家眷住在薺浦(朝鮮半島南岸的倭人居住地三浦之一),通曉朝鮮語,頗有智謀,變幻自在”(《朝鮮中宗實錄》5年6月壬子)。定居於居住地的倭人不是“日本倭人”,作為這一命題的反向解釋,可以引入“日本系倭人”這個類別。

進而,像而羅多羅那樣,以居住在對馬島及其延長線三浦的倭人為對象,還可以列出第三個類別。總之,簡單地把倭人等同與日本人,顯然是不合理的。

1459年,世祖王列舉“對馬、壱岐、博多等三島的倭人”作為從事海盜行為的鄰人,說道:“如日本國那樣相距遙遠,罕有往來”(《朝鮮世祖實錄》5年4月已未)。還有把野人(女真族)、日本、三島、琉球算作朝鮮“四夷”的事例(《同上,14年3月已酉》)。此外,成宗王還擔心給三島倭人做翻譯不能通曉“深處”(指九州島以遠)的倭語,認識到了三島與深處在言語上的相異(《朝鮮成宗實錄》10年10月戊申)。以上事例說明,在朝鮮統治階層的意識當中,認為“日本國”與三島、倭人屬於不同的存在。

史料回眸—(2)嘉靖大倭寇與鄉紳階層

明代後期的嘉靖年間(1522-1566),在中國大陸的沿海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倭寇侵擾,史稱“嘉靖大倭寇”。其民族構成,在1555年的南京軍人獻策“禦倭五事”中記載道:“夷人(倭人)十之有一,流民十之有二,寧紹(淅江人)十之有五,漳福泉(福建人)十之有九(數據依據史料原文,未作修正——譯註),雖大部分自稱倭夷,實為有戶籍登記的一般人”(《明世宗實錄》嘉靖34年5月壬寅),即倭人只佔一成左右,大部分是中國人。

這一時期倭寇猖獗的背景中,有內陸社會變化的因素。操縱明代地方社會的,是在中央科舉體制中官僚輩出的母體“鄉紳”階層。恰在14-15世紀,由於中國中部的經濟發展迅速,只靠中央供給貨幣,漸漸不能滿足通貨需要。海禁政策剝奪了中國南部沿海鄉紳階層與東南亞方面通商的機會,他們便和中國非法的海上貿易商以及國外的海盜集團聯手,從事地下貿易。負責取締倭寇的浙江巡撫朱紈嘆息道:“滅外國盜賊易,除中國盜賊難。滅中國沿海的盜賊尚易,除中國衣冠的盜賊尤難。”(《明史》卷205朱紈傳)

與鄉紳勾結的海上勢力中,民族構成也日漸複雜。朱紈在“海洋賊船出沒事”一文中寫道:“海上出沒之賊船皆為內地叛賊。他們在夏季風時,引誘糾合日本諸島、佛郎機(葡萄牙人)、彭亨(馬來半島的海港城市)、暹羅等夷人進入寧波府的雙嶼港內停泊,內陸奸民出而相迎,往來交易。”(《皇明經世文編》卷205)文中的雙嶼指從16世紀20年代起曾作為地下貿易基地的舟山群島的港口。

可以認為,嘉靖大倭寇屬中國社會的外部存在之說,被這一時期的中國人自己明確否定了。

中世紀的“日本國”與“倭寇式狀況”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不能把倭寇等同於日本海盜集團,那麼為何冠以“倭”字相稱呢?這是因為在不局限於遍布在東亞海域國家的人與物的動向——權且稱之為“倭寇式狀況”——中,與日本所佔的特殊位置有密切關聯。爭論點大致有兩個:

第一,是倭寇這一概念的核心是什麼?

14世紀末,鎮壓倭寇的高麗、日本的負責人異口同聲地宣稱,倭寇主要來自兩島。倭國並非舉國為盜,其主體是不服國家命令的對馬、壱岐兩島的叛民與賊寇。他們實際的生活狀態是“以舟為家”,居無定所(《高麗史節要》辛禑13年8月,《朝鮮太祖實錄》4年7月辛丑)。到了15 世紀海盜活動平定之後,這種認識也沒有變化,朝鮮方面心中的“倭人”,可以認為基本上就是對馬島的島民。

其實,倭寇集團本身,從很早就開始籠絡朝鮮和中國的政治失敗者、逃避賦役的沿海民眾,所以兼有多種角色。有關這種情形,我在以“何人為倭寇?”為題的論文中作了詳細論述(《東方學》119輯,2010,東方學會)。但是,日本列島西部的島嶼長期成為海盜活動的策動根據地。只是到了16世紀,其中心才從對馬轉移到五島。

第二,是在14-16世紀的東亞中“日本國”的特殊性。

由於南北朝內亂、應仁、文明之亂等戰亂,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低落至極。當時,雖然列島各地的各類交流者們湧入朝鮮,但是在國際關係中,本應代表日本的“日本國王使”,也不過是那些交流者中的一員而已。而且到了16世紀,其名義又被對馬島以下的諸勢力派送的偽使者肆意利用。

甚至連“日本國王使”的名義被非法利用都防止不了,可見中央政權的軟弱無能,因而等於地方政權參與對外關係絲毫沒有障礙。特別是對馬的宗氏、大內氏、大友氏、平戶的松浦氏、島津氏等西國(日本西部諸地區)的大名(諸侯)們,對於將他們的領地變成地下貿易及海盜活動的策動根據地非但不加以取締,反而還把分得的貿易利潤裝入自己腰包。王直等中國的倭寇首領,當在中國沿海的地下貿易基地遭到破壞後,便轉移到列島西邊海域繼續進行活動。

倭情在世界史上的作用

從以國家史為中心的傳統歷史學角度看,屬於亞流的倭情,可以說在16世紀的東亞扮演了超越一國歷史框架的世界史的角色。

最近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石見銀山,在1533年從朝鮮半島傳來了吹灰法這一新的提煉技術後,產量大增。這一技術的傳入,是由在山陰-博多-朝鮮這一地下貿易管道中活動的倭人,從朝鮮民間秘密進行的白銀提煉現場盜取的。

而且,由於中國經濟向著以白銀為中心的交換體制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的白銀通過地下貿易管道大量流入中國。通過交換白銀,從中國進口的物品則以生絲為主。倭寇集團通過地下貿易牟取了巨額利益,其中還有新加入進來的歐洲勢力。

槍砲與基督教也是通過往來於上述地下貿易管道的倭寇集團以及搭乘其貨船的歐洲人傳到日本的。葡萄牙人攜帶槍砲乘坐的是後來成為倭寇王的王直的帆船(中國式的遠洋帆船)。把西班牙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送進鹿兒島的,是住在馬六甲的號稱海盜的中國人的帆船。槍砲成為左右戰國動亂去向的新兵器,基督教則以“宗門人別改(大眾宗教信仰調查)”制度,作為牢固掌控人民的否定性催化劑,無可置疑,這些都成為日本歷史由中世紀向近代轉變的重要因素。

作為龐大的“倭寇”、“虜寇”在東亞出現的豐臣秀吉政權與奴爾哈赤政權(後金),將倭寇猖獗活動中攫取的巨額貿易利潤和極大提高的生產力據為已有,從而發展成強大的軍事國家。江戶幕府和清王朝作為繼承者,在經過種種失敗之後,創造了新的國際秩序(所謂鎖國體制),鎮壓了倭寇的活動。

歷史學為何而生?

從韓國和中國的學者對倭寇與倭人的看法當中,我感到現代的民族主義主張,存在這一種從歷史中尋找根據的傾向。一開始就對照所給的答案,從史料中“發現”與之相符的根據。受其驅使,日本方面的民族主義主張又以同等的方式與其對抗。這樣,只會步入歧途,產生毫無結果的齟齬。

我所屬的東京大學,常常被拿來與首爾大學、北京大學相對比。我感到在韓國和中國學者的眼中,東大是為了服務於“國家利益”而做學問的地方。但是與我對歷史學的所思所想相去甚遠。希望現代人能盡量擺脫各種約束——例如,禁錮在國民國家框架中去解釋過去——用更加貼近於當時的目光去描述歷史。我之所以做歷史學,是因為感到這種工作很有趣。特別在感到能從當時的文脈中解譯史料的那一瞬間,更是喜上心頭。

儘管當今國民國家萬能主義正走入死巷子,北方領土、竹島、尖閣諸島(釣魚島)等邊界空間,變成了令人窒息的領土紛爭場所,可能性受到封殺。為使其恢復並賦以活力,如果我的研究,也就是通過弄清前近代的邊界空間實情以及邊際人的活動,能夠提供某些啟發的話,將十分欣慰。這與因為有趣、因為喜歡才研究歷史學並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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