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東亞中的日本史——中世紀、近世紀篇
(第二回)從歐亞大陸看日本 ——蒙古和滿洲小考

杉山清彥 [作者簡介]

[2012.02.28]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談到“東亞中的日本歷史”時,常常將日本定位於中國、朝鮮、日本這種漢字文化圈的框架中。但是,從“歐亞大陸”的觀點俯瞰歷史,就可發現巨大的時代走向。請看東京大學的杉山清彥副教授以“歐亞大陸”的觀點對蒙古帝國至大清帝國時代的分析。

在思考世界中的日本時,首先浮現在腦海中的是“東亞”,一般被總括在中國、朝鮮、日本這一漢字文化圈中。那麼,是否將日本定位於共同擁有漢字文化基礎的“東亞”就可以了呢?是否它的歷史與歐亞大陸的動向無關呢?不是的。尤其與以往主動吸收漢字等等中國文化不同,進入13世紀的蒙古帝國時代,歐亞大陸的政治形勢是直接波及影響日本。

蒙古帝國統一歐亞大陸

征服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蒙古帝國,曾猶如征服和破壞的化身為人評說;而現在卻更趨向於認為它是歐亞大陸政治統一的全盛時期。起源於歐亞大陸草原的蒙古帝國,很早就佔據了沙漠綠洲上的商業城市和貿易通道,在走向龐大的政治一統的同時,打開貫穿世界的通衢大道,推進貿易的保護和振興,在歐亞大陸促進了人、物、資訊的往來和交流。日本的學術界將13-14世紀的這一時期稱為“蒙古時代”,將其定位於“地理大發現(又稱大航海時代,即新航路的開闢)”之前歐亞大陸統一與交流的時代。

在蒙古帝國登上歷史舞台的前夕,世界各地處於中小規模政權林立狀態。在東方,金朝和南宋對峙南北,朝鮮半島上有高麗,雲南有大理,寧夏、甘肅則是西夏的天下。從中亞到西亞,也分佈著西遼、花剌子模、古爾王朝、魯姆蘇丹國等,在它們之下進而還有眾多的地方爭權割據稱雄,各霸一方。十字軍時代的歐州也是這種政權割據的地區之一。

1206年,統一了蒙古高原各游牧部族,結束了長達350年分裂歷史的蒙古部汗鐵木真,在忽裡台(大聚會,即各部族首領大會)上被擁戴為君主,號稱“成吉思汗”,定國名為“大蒙古國”。這就是蒙古帝國的開端。成吉思汗與後繼者們展開了一場征服世界之戰,至其孫忽必烈(1260-1294在位)時代,在東方,消滅了金、南宋、西夏、大理,降服了高麗;在西方,遠征俄國、東歐;在西亞,佔領了巴格達,消滅了阿拔斯王朝。

這種大規模的征服擴張,倚仗了強大的騎兵,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它又不單純是依靠軍事力量來實現的。從西方的斯基泰、東方的匈奴開始,在蒙古得以最終建立的游牧國家,是游牧民掌握政權的國家,但不是單純由游牧民構成的國家。它是一個聯合體,由游牧民掌握政治和軍事,將定居於綠洲都市、農耕地帶的各類民眾置於統治之下,並籠絡國際商人從事貿易和外交,因此,其成員的生計、語言、習俗總是多民族的、複合型的。蒙古帝國也同樣,它在游牧軍隊軍事力量的基礎下,集結了各種各樣的游牧民、國際商人、農民、市民、工商業者,充分發揮他們在軍事、外交、貿易、生產等方面的能力,運作國家,擴張帝國。建立元朝的忽必烈,將首都大都設在現在的北京,同時以這里為驛站和水路,連接陸海交通和貿易通道,接觸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物和資訊。《馬可波羅遊記》,詳盡地記載了忽必烈時代東方的繁榮景象。

忽必烈於1276年征服南宋後,吸收江南地區的造船、航海技術及海洋知識,試圖向海上發展,從海路向亞洲各地遣送了遠征軍。多數情況下都因遇到強烈抵抗而撤退,但其目的原本不在征服,而是為了擴大通商和確保貿易航路,所以,13世紀末期幾乎所有地區都和元朝建立了互通友好和貿易關係。

日本也是其中之一。忽必烈曾於1274年和1281年2次向日本派遣了遠征軍,即日本所稱的“蒙古襲來”。遠征軍2次都在與迎擊的日軍交戰後遭遇海難——日本將此天佑稱為“神風”——,船隊覆沒,遠征以失敗告終。這一事件對島國日本來說是空前絕後的嚴重局勢,然而對元朝來說只不過是繼征服大陸之後向海上發展的一環。他們並不是發現了日本具有值得專門為它孤注一擲的特殊價值,因而也沒有全力進攻。意在征服“黃金之國日本”的說法,也並沒有史料依據。

因此,雖然由於這2場戰役,影響了日本和元朝的政府間關係的建立,但並沒有中斷日本列島和歐亞大陸的交流,相反,民間的海上貿易、人員往來非常頻繁。9世紀日本中止了向中國王朝的官方使節團“遣唐使”的派遣,代之出現的是以中國江南地區為中心的民間貿易。海上貿易商頻繁地往來與日本列島,開始將中國產品帶到日本。進入蒙古時代,這樣的人、物交流進一步擴大,江南的寧波和九州的博多成為樞紐,由於大陸海上商人將據點設在博多,使這裡成為日中貿易的一大中心,並因此而繁榮。以學習引進制度為主要目標的遣唐使的目的地是華北的長安,與之相對,以貿易為中心的這一時期,江南優雅的文化直接傳入日本,給日本文化帶來巨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蒙古時代的大陸和日本列島的關係,可謂是“政經分離”的。

歐亞大陸中明朝的興亡

蒙古帝國是游牧國家發展的巔峰,但同時游牧國家特有的弱點依然存在。對在嚴酷的環境中過著遷徙生活的游牧民來說,具有才幹的領導人必不可缺,因而君主是憑藉實力選出的,沒有一個穩定的繼承方式。同時,以動產家畜為財產的游牧民有分割繼承的規矩。游牧國家中,君主繼位之外,領地內的居民、所有的領地也是在子孫兄弟中分割繼承的。因此,進入14世紀,以元朝為首的歐亞大陸各地的蒙古政權,隨著君主權力的衰弱、繼承之爭等,漸漸喪失了向心力。而14世紀在世界相繼發生的天災、疫病——歐洲的黑死病也是其中之一——,則給了蒙古帝國以決定性的打擊,動搖了政府在各地的統治。在元朝,白蓮教徒的叛亂也日益擴大,領導人物之一的朱元璋(洪武帝,1328-1398)在現在的南京設都,建立了明朝。

以中國史上的王朝交替來說,這確實是“明的成立”,但是,從歐亞大陸的客觀形勢來看,它不意味“元的滅亡”。這一年,元朝宮廷捨棄大都,撤回了蒙古高原,但這只不過意味著放棄萬里長城以南地區。北遷的元朝(北元),仍然保持著與昔日成吉思汗時代不相上下的勢力,再加上其它大大小小的蒙古勢力,從東北到雲南、甘肅,猶如包圍著明朝一般割據稱雄,各踞一方。如此縱觀當時的局勢,不如說那一時期處境孤立的是新興的明朝。雖將北元驅逐到長城以北,但蒙古戰線就此止步不前,海上的倭寇又在沿海地區橫行猖獗。洪武帝向高麗、日本、琉球等派遣使臣,詔諭域外有海上交通各國,宣告新王朝建立,要求承認和朝貢,同時還請求鎮壓倭寇,這毋寧說是暴露了明朝的窘境。這個時期,北元的忽必烈直系子孫已經滅絕,由其他成吉思汗家族出身的王族繼承了大汗之位,但勢力薄弱,反復不斷地遭臣下廢立。然而,雖然存在內亂和權力抗爭,但蒙古對明朝在軍事上保持了不曾有過任何動搖的優越地位,處於守勢的明朝,於15世紀以後加強了萬里長城的修築,令其成為了事實上的邊界線。

為了應對這種來自陸、海的安全危機,明初的外交政策有異於尋常,除外國官方使節之外的交流,均不予認可。為此,民間貿易受禁,貿易只限定在與朝貢使節間的贈答交換以及附帶的交易上。依靠這種“政經不可分”的原則,至15世紀初葉,明朝成功地抑制了海上武裝勢力。但是在內陸,蒙古勢力為尋求擴大貿易,屢屢施加軍事壓力;15世紀末期,隨國際貿易的再度興盛,試圖打破規則獲取貿易利益的活動,在海上也活躍起來。結果,在其間獲得利益且贏得了武裝抗爭的新興勢力在各地抬頭,日本列島各地的戰國“大名”(諸侯)以及將其合併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統一政權,便是其中之一。在明朝內部,東南沿海及長城周圍的邊境地區也滋長起一股勢力,如受惠於經濟繁榮的地方有權勢者、海商以及吞食了巨額軍費的駐屯軍等,他們雖然置身朝廷保護之下,卻未必服從統治,一統海上勢力,往來於東海並掌控了海上貿易的鄭芝龍(1604-1664)便是其代表。

在北方,蒙古的俺答汗(1507-1582)連年進攻明朝,以武力迫使明朝開放貿易,其根據地呼和浩特作為內蒙古的中心,通過與明朝的貿易而興旺繁榮。以“入唐(打入中國)”來挑戰明朝國際秩序,同時要求“勘合”即重啟對明貿易的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可以說此舉有著與俺答汗的軍事行動共通的一面。其後,俺答汗與明建立了穩定的關係,而秀吉的構想則隨他的死而消亡。但是,猶如更替交接一般,第三個挑戰者從東北登上舞台。這就是女真人的領導人、清的奠基者努爾哈赤(1559-1626)。

作為歐亞帝國的大清帝國

曾經建立了金朝的通古斯民族女真人,在13世紀金滅亡後,處於元、明兩個朝代的統治之下。16世紀明朝宮廷及富裕階層中蔓延起奢侈之風,於是對西伯利亞的特產貂皮和入藥的朝鮮人參之需求高漲,原產地東北沸騰在貿易熱潮之中。為此,女真人之間以貿易利益為基礎,新興勢力成長壯大並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終由群雄之一的努爾哈赤成功地統一了全女真人,登上汗位,建立後金。後由皇太極繼位,打進南蒙古,征服了北元直系察哈爾部。以此為契機他將民族名稱由女真改為滿洲,1636年定國號為大清(清)並稱帝。至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來的蒙古大汗地位被滿洲人繼承。1644年明朝內亂導致滅亡,清朝便趁機越過長城遷都北京,就這樣,明皇帝的地位也由清皇帝接替了。

大陸的這般動亂也不是與日本列島無緣的。明朝滅亡後,擁戴明朝王族的政權在江南各地成立並與清朝展開對抗,但這些被稱為南明的政權,在內部紛爭不斷的狀態下,被南下的強悍的清軍逐一擊潰。其中福建的福州政權實力派人物、海軍將領鄭芝龍,曾於1645年和第二年先後兩次派使者赴日,要求派遣援軍。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23-1651在任)與重臣、各諸侯商議,認為在清軍已經控制華北、華中的情況下,為了那些沒有格外情理的明朝殘餘勢力而派遣大軍遠渡東海,是極不現實之舉,結果,兩次都拒絕了派遣援軍的要求。但是,中國大陸的動亂和對日本的波及並未就此結束,鄭芝龍在降伏清朝後,他的兒子、以國姓爺聞名的鄭成功(1624-1662)仍站在南明一邊繼續進行抵抗,並屢次派使者向日本求援。南明與1662年滅亡,而鄭成功則於前一年控制了台灣,並將根據地轉到台灣,其勢力一直抵抗到1683年。

平定了南方的這些抵抗和叛亂的,是清朝第四代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康熙皇帝在北方與打入黑龍江一帶的俄國交戰,1689年締結了尼布楚條約,將俄國勢力驅逐出黑龍江流域。這一時期,在歐亞大陸中部,西蒙古準噶爾部的勢力迅速擴張,至18世紀中期的大約70年間,形成了清、準噶爾、沙俄三個帝國的鼎立時代。從依海相連的日本來看,17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的戰亂終告結束,海上和平也得到恢復;但從歐亞大陸整體來看,這三個帝國的戰爭和外交的“大博弈”則剛剛開始。本該是天下太平的1717年,從清朝發出的“南洋海禁”令中,也可窺視出其在西北方面的對立前線中,與準噶爾帝國作戰之際,鞏固海防、消除背後隱患的用意所在。對大陸國家清朝來說,陸、海的局勢總是聯動的。這種關係緊張因1755年準噶爾帝國的崩潰而終結。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消滅了宿敵準噶爾帝國,將其領地命名為“新疆”(新疆土),至此清朝版圖達到最大。就這樣,清朝皇帝統治的是遼闊而呈多樣化的領土,他既是滿族的君主,同時又繼承了蒙古大汗和明朝中華皇帝的地位,對於內陸地區,它是西藏佛教、伊斯蘭教的保護者,而對於漢族以及朝貢國,又以一個信奉儒教的皇帝而君臨。

作為中國、日本之鏡的“歐亞大陸”

如上所述,日本列島既非與大陸局勢毫無關聯,亦非單方受到影響。從世界史的角度看,存在著從陸地時代向海洋時代轉變的趨勢,這不僅限於歐州向海洋發展,亞洲也切切實實地朝向新的潮流轉變,從以蒙古帝國為巔峰的內陸游牧民族勢力推動歷史進程的時代,逐漸走向大陸政權受到海上貿易動向、武力行使影響的時代。從倭寇的活動到秀吉的軍事行動、而後德川幕府的出現,可以說都反映出了這種變化趨勢。另一方面,滿族的清朝繼承了蒙古帝國歐亞大陸的遼闊疆域及複合帝國,現代中國的領土是對清朝版圖的延承,這一點在理解現代時是不可忘記的。“歐亞大陸”這一視點,無論對日本還是對中國,可以說都是令人重新審視其歷史的明鏡。

  • [2012.02.28]

東京大學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1972年生。歷駒澤大學文學系副教授後,任現職。2000年獲博士學位(文學,大阪大學)。著作有《何謂清朝(合著)》(藤原書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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